绍兴十一年，秋。
临安新军大营的训练已步入正轨，鸳鸯阵的操演日渐纯熟，士兵们的喊杀声和兵刃撞击声终日不绝。
然而，在这片充满阳刚与力量的景象之外，在军营角落一片相对安静、却弥漫着特殊气味的区域，另一场无声的“战争”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这里，便是新设立的“新军医护营”，它的存在，关乎着训练乃至未来战场上每一个士卒最宝贵的财富——生命。
以往的军队，并非没有处理伤病的场所，但通常被称为“伤兵营”或“病号营”，其状况往往触目惊心。
多是随意搭起的几个帐篷，缺医少药，卫生条件极差。
受伤的士卒被草草抬入，由一些略懂粗浅医术的老兵或僧道简单包扎，生死全凭天意。
伤口感染、化脓、败血症是常态，死亡率高得惊人。
许多士卒并非死于战场搏杀，而是倒在伤兵营的污秽中痛苦哀嚎而亡。
这严重挫伤士气，也是兵员巨大的非战斗减员。
赵构深知这一点。
来自后世的他，明白医疗保障对军队战斗力的维系和士气的鼓舞有多么重要。
在推行军事改革的同时，他将“伤兵营改革”提升到了与装备、训练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
旨意下达，由格物院医学组、太医局、以及新任的“医护营总提举”安济民（原安道全后人）共同负责，按照全新的理念和标准，建立一套前所未有的军医体系。
全新的理念：救死扶伤，亦是战功。
改革的第一步，是观念的转变。赵构明发诏书，宣布：“将士负伤，乃为国效命所致。
救治伤患，与阵前杀敌同功！
凡医护营人员，尽心职守，活人众多者，论功行赏，视同军功！”
这一定性，将军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同时严令，各军必须优先保障医护营的药材、物资供应，不得克扣。
全新的编制：专业专职，体系完备。
新的“医护营”完全独立出来，不再是后勤的附庸。
设总提举一人（安济民），下设医官、医护兵、药剂师、担架队等，分工明确。
医官从太医局和民间征召有外伤治疗经验的郎中，授予军衔；
医护兵则从士卒中挑选心思细腻、胆大心细者，经严格培训后上岗；
药剂师负责药材的采购、鉴别、炮制和分发；
担架队则由辅兵组成，专门负责战地抢救和后送。
全新的设施：分区管理，洁净为先。
新军大营的医护营，设在营区地势较高、通风良好、靠近水源的位置。
不再是简陋帐篷，而是用木材和竹材搭建的、排列整齐的营房。
营区严格分区：
检伤分类区：所有送来的伤员首先在此由经验丰富的医官快速检查，根据伤情轻重缓急，贴上不同颜色的布条（如红色为危重，黄色为重伤，绿色为轻伤），决定救治顺序和送往哪个区域。
这避免了轻重伤混杂、危重者得不到及时救治的混乱。
重伤急救区：紧邻检伤区，设有数个单间，用于处理大出血、气胸等危及生命的重伤，器械药品齐全。
轻伤处置区：处理包扎、缝合等一般伤情。
重伤康复区：供危重伤员术后观察和恢复。
隔离病房：用于收治发热、腹泻等疑似传染病的病患，防止交叉感染。
药局、沸水房、洗衣房、污物处理区等一应俱全。
最重要的是卫生条例的严格执行。
赵构根据模糊的记忆，提出了几项“铁律”：所有医护人手必须用“消毒烈酒”（格物院蒸馏提纯的高度酒）洗手；
所有包扎用的布条必须煮沸消毒后晒干使用；
伤兵的被服勤换洗；
营区每日洒扫，污物定点深埋；
严禁在营区内随地便溺。
这些措施起初被老兵视为“穷讲究”，但在安济民的强硬推行下，逐渐成为习惯。
全新的技术：格物助力，医术革新。
格物院的介入，带来了技术上的革新。
1. 消毒防腐：高度蒸馏酒和经过反复试验确定的“清热解毒汤”成为清洗伤口、浸泡器械的标准流程，虽然无法完全灭菌，但大大降低了感染率。
安济民还尝试用烧红的烙铁灼烧严重污染的创口，虽残酷，但在缺乏抗生素的时代，是防止“伤风”（破伤风）和坏疽的有效手段。
2. 外科手术：在赵构的提示下，医官们开始更系统地处理创伤。
针对箭伤，强调探查并取出深部箭头或碎骨；
对于肢体严重毁损伤，在确认无法保全后，果断进行“截肢术”，使用改进的止血带（弹性皮管）和锋利的手术刀（高炉钢打造），术后用烧红的烙铁灼烧断面止血，虽然后果惨烈，但至少保住了性命。
安济民甚至尝试进行简单的血管结扎。
3. 麻醉与镇痛：格物院改进了“麻沸散”的配方，使其效果更稳定，用于大型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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