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孙建国就醒了。
炕尾传来奶奶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孙建国起身摸了摸奶奶的额头，烫手。
“奶，我去买药。”他低声说。
苏秀兰睁开浑浊的眼睛，抓住他的手：“别…药贵，买点棒子面就行……”
“您别管。”孙建国松开手，从铁盒里拿出那仅剩的一块二毛钱，又抽出一斤粮票。
出门时，前院已经有人活动了。
李家媳妇王桂芳正在门口生炉子，烟呛得她直咳嗽。看到孙建国，她张了张嘴，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孙建国知道她想说什么，易中海的事。
全院都在议论，但没人敢大声。
这种伤太阴损，也太解气。
王桂芳的男人李大山在厂里被易中海压着，评不上级，工资涨不上去。她家四个孩子，冬天棉袄都不够厚。
孙建国没说话，裹紧棉袄出了院门。
南锣鼓巷清晨的街道上行人不多，几个倒夜香的工人推着车过去，留下一股馊味。副食店门口已经排了队，都是买豆腐、打酱油的。
孙建国没排队，径直往胡同口的药铺走。
药铺的老中医姓陈，戴着老花镜在柜台后抓药。
看到孙建国，他抬了抬眼：“你奶奶又犯病了？”
“嗯，咳嗽，发烧。”
陈大夫把了把脉，是虚搭，做做样子。
这年头中医不好干，但比西医便宜。“肺气虚，又受了寒。抓三副药吧，九毛钱。”
孙建国递过去九毛钱：“陈大夫，能记账吗？我找到活就来结。”
“不行。”陈大夫摇头，“现在都现结。你奶奶这病得养，光吃药不行，得吃点有营养的。”
孙建国没说话，拿起包好的药转身走了。
有营养？
鸡蛋七分钱一个，猪肉七毛五一斤。
他家连棒子面都快吃不起了。
走到胡同口，他停下脚步，看着对面那家国营饭店。
早上六点半，饭店刚开门，蒸包子的香味飘出来。
傻柱每天上班前都会来这儿，买两个肉包子，一边走一边吃。
这是原身的记忆。
孙建国躲在墙角，等了几分钟。果然，傻柱晃悠着过来了，穿着那件油腻的棉工装，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戏文。
“何师傅，早啊！”饭店服务员笑着打招呼。
“早！老规矩，俩肉包子！”傻柱掏出钱拍在柜台上。
孙建国盯着那俩肉包子，白面做的，冒着热气。
一个肉包子四分钱，俩就是八分。傻柱月薪三十七块五，每天早饭花八分，一个月两块四。
这还不算他带回家的饭盒。
而孙家，全家一个月吃饭不能超过十五块，否则就没钱买煤买药。
傻柱拎着包子走了，往轧钢厂方向去。孙建国远远跟在后面，保持三十米距离。
从南锣鼓巷到轧钢厂，要经过三条胡同、一条大街。
傻柱走路大摇大摆，遇到熟人还停下来聊几句。
孙建国记下每一个他停留的地点、时间。
走到第二条胡同时，有个拐角处堆着建筑垃圾，几根旧房梁、碎砖头。这是街道上个月修缮公房留下的，一直没清走。
孙建国停下来，仔细看了看那堆东西。
房梁是松木的，有碗口粗，一头搭在砖堆上，另一头斜靠着墙。
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支撑点……
他继续跟。
到了轧钢厂门口，傻柱跟门卫打了声招呼就进去了。
孙建国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厂门口进进出出的工人。
他需要一份工作，正式工最好，哪怕是临时工。
但轧钢厂现在不招人，听说要等开春。
站了十分钟，孙建国转身往回走，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煤站。
煤站在鼓楼东大街，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煤块。
几个工人正在装车，浑身乌黑。孙建国找到工头：“刘头儿，有活吗？”
工头刘大膀子看了他一眼：“孙建国？你弟呢？”
“伤了，在家躺着。”
“那你一个人干不了。”刘大膀子摇头，“装一车煤五百斤，两个人抬。你找个人搭伙再来。”
“我能试试吗？先装半车。”
刘大膀子想了想：“行吧，今天有三车要送。装一车给八毛，俩人分。你一个人干，给你五毛。”
“成。”
孙建国脱了棉袄，露出里面补丁摞补丁的夹袄。刘大膀子递给他一副手套，破了好几个洞，但总比没有强。
第一筐煤装进竹筐时，孙建国就知道这活不好干，煤块沉，竹筐的筐绳勒肩膀。他咬着牙，一筐一筐往板车上装。
干了半小时，汗就把夹袄湿透了。煤灰沾在汗上，脸上脖子上都是黑道子。
刘大膀子在一旁抽烟，看着他说：“你小子还行，没喊累。明天还来不？”
“来。”孙建国喘着气说。
“那你以后就跟着王老三搭伙。他今天请假了，明天来。”
中午十二点，三车煤装完了。
孙建国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手里攥着一块五毛钱，刘大膀子多给了五毛，说是看他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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