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孙建国就醒了。
炕尾传来奶奶压抑的咳嗽声,一声接一声,孙建国起身摸了摸奶奶的额头,烫手。
“奶,我去买药。”他低声说。
苏秀兰睁开浑浊的眼睛,抓住他的手:“别…药贵,买点棒子面就行……”
“您别管。”孙建国松开手,从铁盒里拿出那仅剩的一块二毛钱,又抽出一斤粮票。
出门时,前院已经有人活动了。
李家媳妇王桂芳正在门口生炉子,烟呛得她直咳嗽。看到孙建国,她张了张嘴,最后只是点了点头。
孙建国知道她想说什么,易中海的事。
全院都在议论,但没人敢大声。
这种伤太阴损,也太解气。
王桂芳的男人李大山在厂里被易中海压着,评不上级,工资涨不上去。她家四个孩子,冬天棉袄都不够厚。
孙建国没说话,裹紧棉袄出了院门。
南锣鼓巷清晨的街道上行人不多,几个倒夜香的工人推着车过去,留下一股馊味。副食店门口已经排了队,都是买豆腐、打酱油的。
孙建国没排队,径直往胡同口的药铺走。
药铺的老中医姓陈,戴着老花镜在柜台后抓药。
看到孙建国,他抬了抬眼:“你奶奶又犯病了?”
“嗯,咳嗽,发烧。”
陈大夫把了把脉,是虚搭,做做样子。
这年头中医不好干,但比西医便宜。“肺气虚,又受了寒。抓三副药吧,九毛钱。”
孙建国递过去九毛钱:“陈大夫,能记账吗?我找到活就来结。”
“不行。”陈大夫摇头,“现在都现结。你奶奶这病得养,光吃药不行,得吃点有营养的。”
孙建国没说话,拿起包好的药转身走了。
有营养?
鸡蛋七分钱一个,猪肉七毛五一斤。
他家连棒子面都快吃不起了。
走到胡同口,他停下脚步,看着对面那家国营饭店。
早上六点半,饭店刚开门,蒸包子的香味飘出来。
傻柱每天上班前都会来这儿,买两个肉包子,一边走一边吃。
这是原身的记忆。
孙建国躲在墙角,等了几分钟。果然,傻柱晃悠着过来了,穿着那件油腻的棉工装,嘴里哼着不成调的戏文。
“何师傅,早啊!”饭店服务员笑着打招呼。
“早!老规矩,俩肉包子!”傻柱掏出钱拍在柜台上。
孙建国盯着那俩肉包子,白面做的,冒着热气。
一个肉包子四分钱,俩就是八分。傻柱月薪三十七块五,每天早饭花八分,一个月两块四。
这还不算他带回家的饭盒。
而孙家,全家一个月吃饭不能超过十五块,否则就没钱买煤买药。
傻柱拎着包子走了,往轧钢厂方向去。孙建国远远跟在后面,保持三十米距离。
从南锣鼓巷到轧钢厂,要经过三条胡同、一条大街。
傻柱走路大摇大摆,遇到熟人还停下来聊几句。
孙建国记下每一个他停留的地点、时间。
走到第二条胡同时,有个拐角处堆着建筑垃圾,几根旧房梁、碎砖头。这是街道上个月修缮公房留下的,一直没清走。
孙建国停下来,仔细看了看那堆东西。
房梁是松木的,有碗口粗,一头搭在砖堆上,另一头斜靠着墙。
如果有人不小心撞到支撑点……
他继续跟。
到了轧钢厂门口,傻柱跟门卫打了声招呼就进去了。
孙建国站在马路对面,看着厂门口进进出出的工人。
他需要一份工作,正式工最好,哪怕是临时工。
但轧钢厂现在不招人,听说要等开春。
站了十分钟,孙建国转身往回走,没直接回家,而是绕到煤站。
煤站在鼓楼东大街,院子里堆着小山一样的煤块。
几个工人正在装车,浑身乌黑。孙建国找到工头:“刘头儿,有活吗?”
工头刘大膀子看了他一眼:“孙建国?你弟呢?”
“伤了,在家躺着。”
“那你一个人干不了。”刘大膀子摇头,“装一车煤五百斤,两个人抬。你找个人搭伙再来。”
“我能试试吗?先装半车。”
刘大膀子想了想:“行吧,今天有三车要送。装一车给八毛,俩人分。你一个人干,给你五毛。”
“成。”
孙建国脱了棉袄,露出里面补丁摞补丁的夹袄。刘大膀子递给他一副手套,破了好几个洞,但总比没有强。
第一筐煤装进竹筐时,孙建国就知道这活不好干,煤块沉,竹筐的筐绳勒肩膀。他咬着牙,一筐一筐往板车上装。
干了半小时,汗就把夹袄湿透了。煤灰沾在汗上,脸上脖子上都是黑道子。
刘大膀子在一旁抽烟,看着他说:“你小子还行,没喊累。明天还来不?”
“来。”孙建国喘着气说。
“那你以后就跟着王老三搭伙。他今天请假了,明天来。”
中午十二点,三车煤装完了。
孙建国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但手里攥着一块五毛钱,刘大膀子多给了五毛,说是看他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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