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护村队整训总部。
这座新建的兵营在一年多的风沙摧残下，青砖垒砌的围墙多处斑驳脱落，但依然坚固。了望塔上的旗帜换了新的——红底，黄色五角星的图案，旁边是一穗麦穗。这是聚村护村队的队旗，设计简洁，但意义深远。
清晨五点半，天还没亮透，嘹亮的起床号就划破了寒冷的空气。营房里立刻响起杂乱的声响：起床、穿衣、叠被、洗漱。十分钟后，一队队青年跑步进入训练场。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棉军装——虽然布料粗糙，裁剪简单，但整齐划一。
“一！二！三！四！”口号声震天响，惊起了远处枯树上栖息的寒鸦，扑棱棱飞向灰蒙蒙的天空。
指挥部设在兵营中央的一座三层小楼里。这里是整训总部的指挥中心。一楼是作战室、通讯室，二楼是会议室，三楼是三位指挥官的办公室。
会议室里，唐澍、王以哲、杨虎城三人围着一张巨大的地图。地图钉在木板墙上，几乎占满了一面墙。上面用红蓝铅笔标注着密密麻麻的符号：红色三角是聚村分布点，蓝色方块是护村队驻地，绿色圆圈是物资储备仓库，黑色虚线是秘密运输路线......
“又来了三万人。”王以哲放下刚收到的电报，揉了揉太阳穴。他今年四十二岁，原是东北军将领，自打三家合一后他带队来到关内进行东北军整训，去年八月整训结束后自然而然的就加入聚村体系。他的眼角有深深的皱纹，那是常年征战和忧思留下的印记。“这个月从河南、山东、安徽涌过来的难民，光青壮年就超过三百多万。各个聚村的护村队都在扩编，但人手还是不够用。”
杨虎城走到窗前，推开一扇窗。冷风灌进来，带着北方初冬的寒意。他望着操场上正在训练的队伍，那些年轻的脸庞在晨光中显得格外坚毅。
“这些人里，很多都是吃过苦、受过饿的。”杨虎城说，声音不高，但很清晰，“他们知道聚村给了他们活路——一口饭，一件衣，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所以他们训练起来格外拼命，因为他们要保卫的，不仅是聚村，更是他们刚刚获得的新生。”
唐澍没有说话，他俯身在地图上，用铅笔在一个叫“张家口”的位置画了个圈。那里是难民进入山西的主要通道之一，最近一周就通过了八万人。
“问题是怎么筛选。”他直起身，指着地图上几个标注点，“按照卢先生的要求，护村队首要任务是保卫聚村、维持秩序、组织生产。兵贵精不贵多。可现在......”他苦笑一下，“现在我们收到的兵员申请，已经超过了两百万。两百万啊，同志们。”
会议室里沉默了片刻。只有楼下传来的训练口号声，和远处隐约的打靶声。
窗外，一队新兵正在进行刺杀训练。木枪撞击的声音噼啪作响，教官的呵斥声严厉而急促：“突刺！刺！要有力！想象你面前就是祸害乡亲的土匪！”
“优中选优。”杨虎城转过身，目光扫过两位同僚，“我建议，先在各聚村进行初选。把身体素质好、有家室牵挂、品性可靠的青壮年挑出来——有家室的人更稳定，不会轻易逃跑。初选合格的，送到大同进行三个月集训。集训期间再次筛选，根据表现分配到常备护村队或预备役。”
王以哲走到地图前，拿起另一支蓝色铅笔：“还得考虑专业兵种。我看了各聚村报上来的人员登记表，难民里有很多工匠——铁匠、木匠、瓦匠，甚至还有几个读过书的学生，上过新式学堂。这些人要单独选拔，往技术兵种培养。炮兵、工兵、通讯兵......这些都需要文化基础。”
电报机滴滴答答地响起来，是通讯室在接收新电报。不一会儿，通讯员送上来一份刚译好的电文。
唐澍接过扫了一眼，眉头一挑：“有意思。这批从河北逃过来的难民里，居然有二十几个保定讲武堂听过几天课的，还有几个是原直系部队里的连排长，因为不满军阀混战，脱离部队南下的。”
“留住他们。”杨虎城立刻说，“请他们当教官，给相应的职务和待遇。这些人有正规军事训练经验，懂战术，懂带兵，正是我们需要的。告诉他们，在这里，他们有机会发挥身上的本事。”
王以哲补充道：“还要注意思想教育。护村队不是旧军队，不能有军阀习气。要让他们明白为谁当兵，为谁打仗。政治部要跟上，配足指导员。”
正说着，楼下传来汽车的声音。一辆卡车驶入院内，车上跳下三十几个青年。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眼睛很亮。带队的干部大声喊着：“新兵三连报到！应到一百三十五人，实到一百三十五人！”
那些青年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他们看到整齐的营房，看到训练场上虎虎生风的队伍，看到飘扬的旗帜。一个瘦高的青年仰头望着旗杆上的护村队旗，看了很久很久。
傍晚，三人登上训练场旁的了望塔。夕阳把整个基地染成金黄色，操场上，新一批受训者正在进行体能测试。那个瘦高的青年赤膊扛着沙袋，脖子上青筋暴起，咬着牙在跑道上奔跑。他的肋骨清晰可见，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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