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那天的晌午，小王庄的赵万山蹲在自家新垒的院墙根下，眯着眼看天。天很蓝，飘着几缕云彩，像撕开的棉絮。远处山坡上，去年被鬼子烧焦的树桩旁，已经冒出一丛丛嫩绿的草芽。
“爷，看啥呢？”孙子栓柱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碗糊糊。这孩子参军一个月，抽条似的长高了，肩膀也宽了，就是脸上还带着稚气。
“看天。”赵万山接过碗，用筷子搅了搅，“这天儿，该下种了。”
“咱家的地……”
“地还在。”赵万山喝了口糊糊，烫得直咧嘴，“鬼子据点拔了，咱的地就能要回来了。昨儿李水根来，说要成立什么……生产互助组。几户人家一起干，有牲口的出牲口，有力的出力，收成了按劳分。”
栓柱眼睛亮了：“那敢情好。咱家没牲口，但咱有力气。”
“你有你的任务。”赵万山放下碗，正色道，“在队伍里好好干，别给咱赵家丢人。地里的活，有你叔伯们。”
正说着，村口传来喧闹声。两人出门看，是李水根带着几个人来了，还赶着辆大车。车上堆着些农具——犁头、锄头、镰刀，虽然旧，但都修过。
“乡亲们！开会了！”李水根站在村中间的老槐树下喊。
村里还活着的几十口人慢慢聚过来。有拄拐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半大的小子。个个面黄肌瘦，衣服补丁摞补丁，但眼睛里有了光——自打据点拔了，鬼子没再来过，这光就一天比一天亮。
李水根清了清嗓子：“今儿两件事。第一件，咱们小王庄抗日民主村政府，今天正式成立了！”
他从怀里掏出张红纸，展开，上面用毛笔写着“小王庄村政府”几个字，下面是几个人的名字——赵万山是村长，还有几个乡亲是委员。
“往后，村里的事，咱们自己说了算。”李水根把红纸贴在槐树上，“鬼子的捐税，一律不交。地租，按边区政府的规矩，减两成。谁家有难处，大伙儿帮衬着。”
人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有老人抹眼泪：“总算……等到这天了。”
“第二件，”李水根提高声音，“咱们要恢复生产，吃饱饭，支援前线。我带来些农具，先紧着最困难的人家使。另外，从明天起，村里组织挖渠——把后山那股泉水引下来，浇咱的旱地。”
“那得挖多长？”有人问。
“三里地。”李水根说，“咱们全村老少齐上阵，一天挖一丈，一个月也能挖完。等水通了，咱这百十亩旱地，就能种稻子。”
“可……可鬼子要是再来……”
“鬼子来了就打。”李水根斩钉截铁，“但咱不能因为怕鬼子，就不活、不种地了。咱们越活得好，鬼子越难受。咱们地里打出粮食，队伍上战士吃饱了，才能更好地打鬼子。”
这话实在。乡亲们点头，脸上的愁容散了些。
“还有件事。”李水根从车上搬下个木箱，打开，里面是些小本子和铅笔，“咱们扫盲班，明天开课。认字，算数，不要钱。大人孩子，想学的都来。”
栓柱第一个举手：“我学！”
“好小子。”李水根笑了，递给他一本《抗日三字经》，“好好学，学了教别人。”
会开完了，乡亲们没散，围着李水根问这问那。什么时候发种子？水渠怎么挖？扫盲班在哪儿上？
赵万山没凑热闹。他走到槐树下，摸着那张红纸，手微微发抖。活了六十多年，第一次觉得，这村子，这土地，真是自己的了。---
同一时间，三十里外的柳树沟，正上演另一幕。
这里刚成立了个集市，五天一次，方圆十几里的百姓都来赶集。地方不大，就在沟底一片平地上，支着些草棚，摆着些地摊。卖的东西也简单——自家编的筐、纳的鞋底、腌的咸菜、几只鸡、几斗粮食。没有大买卖，都是小打小闹，但热闹。
赵守诚穿着便装，戴顶破草帽，蹲在一个卖筐的老汉旁边，观察着集市。
“老哥，生意咋样？”他搭话。
老汉叹口气：“凑合吧。比以前强点，好歹能换点盐、换点针头线脑。”
“不怕鬼子来？”
“咋不怕？”老汉压低声音，“可李干部说了，咱们越敢出来活动，鬼子越摸不清咱们的虚实。再说了，四周山上有民兵放哨，鬼子来了，一声哨响，大伙儿就跑。”
正说着，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中年人走过来，蹲下看筐。这人举止斯文，不像庄稼人。
“这筐怎么卖？”
“三斤小米，或者半斤盐。”老汉说。
中年人没还价，从怀里掏出个小布包，倒出些盐，用随身带的小秤称了，递给老汉。又仔细挑了两个筐，付了钱，走了。
赵守诚盯着他的背影。这人他认识——是镇上“泰和商号”的账房先生，姓吴。泰和商号明面上做正经买卖，暗地里和鬼子有来往。
“这吴先生，常来？”他问老汉。
“来过两三次了。”老汉说，“每次都是买筐，也不还价，怪得很。咱这筐编得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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