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像是长在了骨头里，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不是那种尖锐的、撕扯的疼，而是沉钝的、闷在深处的、随着呼吸和心跳一起搏动的存在感。陈锐趴在一张用门板临时搭成的“床”上，身下垫着厚厚的、晒得松软的乌拉草，即便如此，每一次轻微的挪动，还是会让后背那片刚刚开始愈合的伤口传来阵阵刺痛。
他所在的是一间典型的东北农家土坯房，低矮，但还算宽敞。窗户纸是新糊的，透进北方夏日明亮的阳光，在夯实的泥土地上投下暖洋洋的光斑。空气里有干草的味道、煎草药的味道，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田野和泥土的气息。
这里是依兰县山区的牛家屯，一个藏在张广才岭余脉褶皱里、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距离四平那场噩梦，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
“别乱动，该换药了。”一个温和但不容置疑的女声在耳边响起。
陈锐嗯了一声，放松身体。一双粗糙但异常灵巧的手，开始小心翼翼地解开缠在他胸背间的干净布条。布条下面，是纵横交错、已经开始收口结痂的伤疤，像一幅狰狞的地图，记录着塔子山最后时刻那枚近失弹的威力。最深的一道伤口在左肩胛骨下方，当时嵌进去不少碎石和破片，在后方医院（其实就是一个军医带着几个卫生员占用的地主大院）里，没有麻药，硬是用钳子和小刀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那种疼，陈锐现在想起来，后背的肌肉还是会下意识地绷紧。
换药的是屯子里一位姓关的大婶，五十多岁，丈夫早年给抗联送粮被日本人杀了，儿子参加了八路军，杳无音信。她话不多，但照顾伤员尽心尽力，用土方子采来的草药捣碎了敷上，据说有生肌消炎的功效，效果竟还不错。
“长新肉了，痒是好事，可千万别挠。”关大婶仔细检查着伤口，用煮过的布巾蘸着温盐水轻轻擦拭，“你这身子骨算是硬实，搁一般人，那么重的伤，流那么多血，又颠簸一路，早交代了。”
陈锐没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院子里，几个轻伤员正帮着老乡劈柴、挑水，动作还有些迟缓僵硬。更远处，村口的打谷场上，传来不甚整齐但充满活力的口号声和脚步声——那是新补充的战士在进行队列训练。
他的部队，或者说，他剩下的部队，就在这里。
两个月前，他被那个神秘人（后来知道是地下交通员老魏安排接应的同志）从四平城郊的废墟中救出，几经辗转，送到这个相对安全的密营医院。等他伤势稳定，能够下地走动时，上级的整编命令也到了。
以他原独立团残存的三百多骨干（陆陆续续归队和收容的）为基础，吸纳了四平战役中被打散的其他一些单位人员，以及当地动员参军的一批翻身农民和少数原抗联零散人员，组建了新的“松江支队”，暂定团级规模，实际兵力一千二百余人。他被任命为支队长兼政委——原来的政委在塔子山牺牲了。
番号有了，架子搭起来了，但内里千疮百孔。老兵太少，新兵太多，武器杂乱，弹药奇缺，更重要的是，一种看不见的创伤弥漫在部队里——那是惨败后的迷茫，是失去太多战友后的沉痛，以及对未来残酷斗争的隐隐恐惧。
“陈队长，能下地了？”门帘一挑，沈弘文走了进来。他也瘦了不少，脸上有了风霜之色，但眼镜后的眼睛，却比在塔子山时明亮了许多，那是一种劫后余生、并且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坚定。
“弘文，坐。”陈锐示意关大婶先忙，自己慢慢撑着坐起身，靠在墙上，“兵工所那边怎么样了？”
“总算像个样子了。”沈弘文在炕沿坐下，脸上露出一丝技术人特有的、谈到本行时的神采，“在屯子后山那个废弃的炭窑里，地方隐蔽，也干燥。从依兰县城搞来（其实是缴获加购买）一台旧皮带车床，几个台钳，一架手摇钻。老赵师傅带着几个徒弟，已经能复装子弹了，就是火药纯度不行，哑火率还有点高。手榴弹的壳子用铸铁模子也能浇铸了，就是产量低。”
“炸药呢？”
“黑火药自己能配，硝土、硫磺、木炭，山里和屯子里都能凑。就是威力小点。上次打土匪缴获了几箱日本鬼子的黄色炸药（苦味酸），宝贝似的存着，不敢乱用。”沈弘文顿了顿，压低声音，“你上次让我琢磨的那个‘抛射筒’，我用汽油桶和加厚钢管试了几次，射程能到二百米左右了，就是精度太差，十发能有一发落到目标附近就不错。另外，安全问题……还得继续改进。”
“不急，慢慢来。”陈锐点头。能重新听到这些熟悉的、关于技术和生产的事情，让他感到一种久违的踏实。“人才呢？有补充吗？”
沈弘文脸上掠过一丝阴霾：“小林……没了。撤退路上伤口感染，没撑过来。从县中学来了两个学生娃，肯学，但没基础。主要还是靠老赵他们几个。另外……”他犹豫了一下，“从新兵里发现几个以前干过铁匠、木匠的，我挑出来跟着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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