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很尖锐，涉及立场和叙事角度。乔妍显然有所准备，但回答时依旧谨慎：“这部影片聚焦于北美锈带的具体社群和个体命运，记录的是全球化浪潮下的一种具体后果。我们的目的不是进行全面 geopolitical 分析，而是呈现那些被宏大叙事忽略的、具体的人。中国的发展历程复杂多元，有不同的侧面。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们或许会从其他角度进行记录和探讨。在这部影片里，我们更关注的是人类在面对结构性变迁时的普遍处境。”
这个回答四平八稳，但似乎没能完全让提问者满意，对方耸了耸肩，没再追问。
然后，那位资料中重点标注的影评人马丁举起了手。他是个瘦削的中年男人，头发微卷，眼神锐利。“乔导演，沈女士，”他先对乔妍点头，然后目光扫过沈明珠（她的名字作为“社区项目顾问”出现在影片字幕中），“我注意到影片后半段，出现了你们在中国社区进行类似‘记忆收集’工作的短暂镜头。这很有趣。我想知道，你们如何处理在不同文化、不同政治经济语境下进行‘记录’时所面临的、截然不同的权力关系和伦理挑战？在北美，你们是‘外来者’；在中国，你们是‘自己人’。这种身份差异，如何影响你们的拍摄伦理和叙事角度？”
这个问题极其专业，且触及了创作的核心矛盾。乔妍沉吟片刻，将话筒稍稍移向沈明珠，眼神示意。
沈明珠接过话筒，这是她第一次在这样的场合发言。她感到台下数百道目光聚焦过来，其中不乏审视与质疑。她吸了口气，用清晰的英语回答：“马丁先生的问题非常关键。身份差异确实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和反思。在北美，作为‘外来者’，我们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距离’和‘倾听的姿态’，我们很清楚自己无法真正‘代言’，所以影片大量使用了被拍摄者自己的声音和视角，我们的旁白更多是背景信息提供和结构串联。”
她顿了顿，继续道：“回到中国社区，作为‘自己人’，我们面临的伦理挑战可能更隐形，但也更复杂。比如‘熟悉’可能带来的盲点，比如社群内部微妙的人情与权力关系。我们的做法是，引入更透明的参与规则和协议，比如与分享者签订知情同意书，明确他们对我们所记录内容的权利。同时，我们将记录与社区活化尝试结合，比如影片中短暂出现的‘记忆驿站’，目的是让记录不仅仅是提取，也能以某种形式回馈社区，促进对话。我们认为，无论在哪里，记录者的核心伦理都在于：尊重、透明，以及时刻意识到自己手中的镜头所携带的权力重量。”
她的回答结合了具体的实践（协议、驿站），没有空谈理论，显得扎实而有说服力。马丁听得很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末了，他抬起头，追问了一句：“那么，沈女士，你是否认为，这种‘社区活化’的回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对‘记录行为’本身的辩护或补偿？甚至可能成为一种‘温柔的剥削’？”
这个问题更刁钻了。沈明珠没有回避，她思考了几秒，回答道：“我不认为回馈是‘辩护’或‘补偿’，而是一种试图让记录行为更具对话性和建设性的努力。关键在于，这种‘回馈’或‘活化’是否基于社区真实的需求和意愿，是否与社区共同设计，而非记录者单方面的‘施与’。是否存在‘温柔的剥削’，取决于权力是否真正被共享，过程是否真正透明、可逆。这是一个需要持续反思和实践检验的过程，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
她的回答坦承了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给出简单化的结论，反而显得更加真诚。马丁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对谈环节在更多技术性和美学讨论中结束。散场后，不少观众涌上前来，与乔妍和沈明珠交流。有东欧的导演分享他们国家类似工业区的变迁；有北欧的学者询问社区协议的具体细节；也有年轻观众单纯表达被影片打动的感受。
直到人群散去，乔妍才长舒一口气，对沈明珠低声说：“刚才马丁那个问题，你回答得太好了。尤其是关于‘温柔的剥削’那部分，我都没想得那么深。”
沈明珠摇摇头：“只是把我们在梧桐里遇到的实际问题和思考说出来而已。理论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在具体的实践困境里才有意义。”
两人正准备离开剧院，一位电影节的工作人员匆匆走来，用英语告知：“乔导演，沈女士，电影节主席克劳斯先生希望能与二位简短会面，就在隔壁的咖啡馆，不知是否方便？”
电影节主席？沈明珠和乔妍对视一眼，都有些意外。但她们很快点头同意。
在剧院隔壁一家充满古典气息的咖啡馆里，她们见到了克劳斯主席。他是一位银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气质儒雅的老者，眼神温和而睿智。
“感谢二位带来如此有力度的作品。”克劳斯先生请她们坐下，语气诚恳，“《双生火焰》的视觉语言和议题深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影片最后，将不同大陆的社区困境并置思考的尝试，虽然篇幅不长，但展现了超越地域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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