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深吸一口气，将纸条就着烛火点燃，看着它化为灰烬。眼神重新变得平静而坚定。他需要更加耐心，像经验丰富的渔夫一样，既要放出足够的饵料让鱼觉得安全，又要时刻握紧钓竿，准备应对任何可能的挣扎或反噬。
在接下来的几次李文远看似“偶然”的到访和倾诉中，董建吾的回应开始发生极其细微的变化。他不再仅仅是泛泛的宗教安慰，偶尔会穿插一些看似随意、实则暗藏机锋的话语：
“北方的冬天确实难熬啊，听说比我们江南冷得多……”、“思念母亲是人之常情，不知你母亲可有什么特别的喜好或记号？”、“家书难寄，实在是憾事，若有什么信物，或许能更容易找到……”
他在小心翼翼地试探，引导李文远说出更多可验证的细节。
数日后，上海某处不起眼的茶楼或书店
一位穿着普通长衫、面容饱经风霜、眼神却像鹰隼般锐利的中年男子，风尘仆仆地走进了预约好的雅间。他便是上级派来的“老周”——一位曾在东北工作多年、甚至可能与抗联有过直接或间接联系的资深地下党员。
董建吾早已在此等候。两人没有过多寒暄，确认身份后，立刻切入正题。
“情况就是这样，”董建吾低声介绍了与李文远接触的全部过程，“他用的是我们内部的隐喻，情绪很真切，不像是伪装。但来历太过蹊跷，自称从北方来，却有一口南腔北调，对上海近期的事情似乎也有些了解，时间线有些混乱。”
老周静静地听着，手指蘸着茶水，在桌上无意识地划着。“北满……红花……找母亲……”他喃喃自语，眼神深邃，“如果他真从东北来，而且是抗联的人，那就不可能对那边的情况一无所知。老赵、夏云阶、张寿笺、老冯……这些名字，鬼子那边能查到，但很多具体的细节，只有自己人才清楚。”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安排一次见面。我来问他。”
这次，李文远见到董建吾时，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位陌生的“教友”老周。老周看起来像个沉默寡言的生意人或学者，但那双眼睛扫过李文远时，让他瞬间感到了某种被审视的压力，比面对姚胜利时更甚——这是一种经历过真正血与火考验的、地下工作者特有的敏锐。
谈话依旧从“思乡”开始。但很快，老周便不着痕迹地将话题引向了更具体的方向：
“听说北边山里，有种木头盖的房子，一半在地下，叫‘木刻愣子’，冬天倒是暖和？”
“我们叫地窨子”李文远说道。
“听说你三哥人长的又高又精神，说话啥的特别客气……”
“我三哥，个头不高，说话倒是也和气，就是见了没骨气的人要发火。”
“最近听跑货的说，北边不太平啊，好像有支队伍挺厉害，领头的是不是姓啥来着？打得鬼子头疼。”
“北边分的可细了，有的姓赵，有的姓夏，还有的姓周。”李文远说道
他甚至可能哼起半句东北抗联中流传的、外界绝难知晓的民歌小调有时候故意哼错，观察李文远是否能接上，或者能不能指出来。
这些问题看似家常，却刀刀见血。任何一个细节答错，或者反应不自然，都可能引起怀疑。
李文远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凭借他在1936年抗联根据地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谨慎而又真诚地回答。
经过董建吾和老周等人一番谨慎而周密的暗中调查与甄别期间，包括跟踪观察、核查李文远在上海的活动、，虽然未能完全确认李文远的全部底细，但排除了他是日伪或国民党特务的明显嫌疑。然而，缺乏一个决定性的“信物”，让接触停留在外围。
当老周再次通过董建吾询问李文远，能否提供更具体的证明时，李文远知道，必须亮出底牌了，但这张底牌不能随便亮给中间人。
他态度坚决地对老周说：“同志，我理解组织的谨慎。但我带来的东西，关系整个东北抗联的命运，甚至更重大。这封信，我只能当面交给上海地下党的最高负责人。否则，我宁愿等，或者另想办法。”
这个要求被迅速上报。鉴于事情涉及北满、吉东两个省委，且可能牵涉国际路线和东北抗战大局，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冯书记权衡再三，决定冒一次险，亲自见一见这个神秘的“东北来人”。
于是，这天傍晚，老周找到了李文远。
“李先生，准备好了吗？带你去见个人。”老周的神色比往常更加严肃。
李文远心领神会，点了点头。
接下来是一段足以让人失去方向感的行程。老周带着李文远，在上海错综复杂的弄堂里七拐八绕，时而快步，时而停顿，确认没有“尾巴”跟踪。接着，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路边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汽车。车子开动后，李文远被要求戴上了厚厚的黑布眼罩。
汽车行驶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期间多次转弯、颠簸有些可能是故意绕路。李文远完全失去了方位感，只能感受到车辆最终停下，被老周搀扶着下车，又走了一段路，上了几级台阶，进入一个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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