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的学生在乡镇小学的田野调查，进行到第三周时遇到了阻力。
问题出在那位蹲着捡粉笔头的李老师。当实习生们试图更系统地记录她的课堂“非正式教学行为”时，李老师变得不自在了。她开始刻意避免蹲下捡粉笔，粉笔断了就站在讲台上等学生捡起来递给她；板书速度也恢复了正常，一笔一划，规整利落。
周敏找她单独聊。李老师沉默了很久，才说：“你们记那些，是不是要写进论文里？写进去之后，教研室的领导会不会看见？看见了会不会觉得我课堂组织能力有问题——别人都站着上课，你蹲着？”
周敏解释这是为了研究“好的教育瞬间”，匿名处理，不具名不具校。李老师勉强点头，但周敏知道，那个曾让学生主动往讲台铁盒里放粉笔头的氛围，已经碎了。
回校的公交车上，学生们很沮丧。一个女生说：“我们是不是像入侵物种，一进去就把生态系统破坏了？”
另一个说：“如果我们不去，她的课堂好好的。我们去‘研究’，反而让她不敢做自己了。”
周敏没有回答。她把这个问题带回了“教学探微空间”的例会上。
陈涛听完，没有立刻给建议。他把目光转向林老师。
林老师放下手里的保温杯，慢吞吞说：“我教了三十八年书，从来没被‘研究’过。但如果有人跟我说，林老师，你课堂上哪些瞬间你自己觉得是有价值的，能不能讲给我听听——我可能会想很久，然后说很多。”
他顿了顿：“但如果是带着录音笔、记录表、观察提纲来，我大概什么都说不出来。”
王处长接话：“问题不在于‘研究’本身，在于研究关系。我们习惯的研究，是把教师当作观察对象、数据来源、待改进目标。研究权力在研究者手里，研究产出也归研究者。教师只是被看、被写、被评的那一方。”
周敏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我应该怎么做？我总不能不教学生怎么研究。”
陈涛说：“也许可以让学生不只是‘研究者’，还是‘合作者’。让他们和老师一起设计要观察什么、记录什么、最终产出什么。产出的不一定是论文，可以是老师自己需要的——比如一个她自己能用的课堂反思工具，或者给低年级教师的经验手册。”
王处长补充：“让研究从‘看老师’，变成‘和老师一起看’。”
周敏在笔记本上快速记着什么。窗外暮色四合，办公室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她想起李老师那天说“看见了会不会觉得我课堂组织能力有问题”，忽然明白了：真正让李老师收缩自己的，不是被看见本身，而是被看见之后可能进入的那套评价体系。在那个体系里，“蹲下捡粉笔”不是教学智慧，是非必要动作；学生自发捡粉笔头不是班级文化养成的成果，是无从考核的偶然。
而她带去的实习生，哪怕再温柔、再善意，也天然是那套评价体系的信使——因为他们来自“大学”，来自“研究者”，来自那个有权定义什么是“好教学”的地方。
周敏决定，下一阶段实习暂停“观察”，改为“协助”。学生不再进班听课，而是帮李老师做她需要的：整理学生作业、制作教具、带午休。如果李老师愿意聊聊课堂上的困惑和尝试，就聊；不愿意，就不聊。
她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但至少，这是更少伤害的靠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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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姐的培训班开课了。
地点在镇上一所废弃小学改成的非遗传承中心。教室里桌椅高矮不齐，黑板是旧式的，粉笔槽里积着灰。第一期的十二名学员来自全省各地：做竹编的、做土布的、做糖画的、做漆器的……年龄最大的七十三，最小的二十四。
刘姐站在讲台上，手里没有讲稿。
“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写工艺记录本的。”她的开场白是这样，“我是来和你们一起，琢磨琢磨怎么把自己手上那点东西，说得清楚一点。说给自己听，说给徒弟听，说给不懂行的人听。”
台下安静。
“我们这行，最怕手艺随人走，人走了，什么都没留下。但要把手艺留下来，光靠写‘盐三钱、糖二两、火候七成’是不够的。那不叫手艺，叫菜谱。真正的手艺，是盐是哪个盐坊晒的，糖是哪年的新蔗，火是柴火、炭火还是电火，七成是什么颜色、什么气味、什么声音。”
她顿了顿。
“这些东西，写不出来。但可以记。”
她发下空白的笔记本。不是统一采购的烫金封皮工作手册，是大小、封面、纸张都不一样的——有的是儿子上学剩的横线本，有的是老伴从单位带回来的会议记录本，有的是她自己裁纸装订的。
“第一课，”刘姐说，“从今天早晨你进这门之前，做的第一件事写起。”
有个做糖画的年轻人举手：“老师，我今天早晨就是刷牙洗脸吃早饭，没什么好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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