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九年五月初八，南京城笼罩在初夏的闷热中，紫禁城内更添几分压抑。自太庙清洗已过半月，那日的血腥气似仍萦绕不散。百官入朝，皆屏息垂首，无人敢高声语。文华殿内，朱允熥端坐御案后，面色沉静，眼底却藏着难以掩饰的疲惫。案上，奏报堆积如山。
“陛下，”都察院新任左都御史陈瑛出列，他是清洗后由吏部侍郎擢升，此刻面色凝重，双手捧着一份奏折，“江南急报。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有士绅暗中串联，鼓动雇工抗租罢市，砸毁新设雇工学堂七所，殴伤教习及朝廷派遣之督学共计三十九人。地方官府弹压不力，常州府同知王俭……殉职。”
“殉职？”朱允熥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
“是。王俭赴常州武进县调解纠纷，遭乱民围殴，重伤不治。”陈瑛顿了顿，补充道，“据报，围殴者皆雇工装扮，然其中多有携带刀棍、训练有素之人，恐非寻常雇工。”
殿内一片死寂。官员们将头垂得更低，唯恐触怒天颜。自太庙那日血染玉阶，谁都知这位年轻帝王手段之酷烈。此刻江南再生事端，天子震怒，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
朱允熥没有立即发作。他缓缓拿起案上另一份奏报，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密呈。“苏州府士绅，以顾氏为首，联络松江徐氏、常州周氏等十二家大族，秘密筹集银两三十万，粮草五万石。其家族私兵、护院，并收买江湖亡命、漕帮力夫，合计可聚两千余人。更与浙江沿海私商勾结，疑似购入火器。”
他抬起眼，目光扫过殿中诸臣：“两千私兵，火器，三十万两白银。诸位爱卿，这江南，是朕的江南，还是他顾氏的江南？”
无人敢应。空气凝滞如铁。
“陛下。”方孝孺坐在轮椅上，缓缓开口，声音嘶哑却清晰，“江南士绅，盘踞数代，树大根深。新政雇工院、学堂，断其隐匿田产、压榨佃户之利，彼等如断财路，岂能不反？王俭之死，非雇工之过，实乃士绅假借雇工之名，行阻挠新政、对抗朝廷之实。此风不可长，当以雷霆手段镇之。”
“方师傅以为，当如何镇之？”
“请陛下旨，调京营精锐，赴江南平乱。凡参与作乱之士绅，主谋者斩立决，家产抄没，族人流放。从者依律严办。雇工受裹挟者，赦其罪，妥善安置。同时，速派干员，重厘江南田亩，清丈隐田，追缴历年积欠。既行新政，便需犁庭扫穴，一劳永逸。”方孝孺语气斩钉截铁，毫无转圜余地。
又有官员出列，是户部新任尚书古朴，此人原是户部右侍郎，以精于钱粮、处事圆融着称。他躬身道：“陛下，方阁老所言虽为老成谋国之道，然臣有一虑。江南乃赋税重地，天下财赋半出东南。士绅虽有不法，然其掌控田亩、商铺、船行、作坊，实为江南经济命脉所在。若一味以兵威镇之，严刑峻法，恐致其离心，甚至铤而走险，勾结外寇，或与……与北方余孽呼应。届时东南动荡，财赋断绝，则新政如无源之水，恐难以为继。臣以为，当剿抚并用。首恶必办，以儆效尤；胁从可招抚，示以朝廷宽仁。同时，可明发上谕，重申新政本为安民富国，对守法士绅之正当产业，朝廷予以保护，其子弟有才学者，亦可经科举、荐举入仕。如此，分化瓦解，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古朴！”方孝孺厉声道，“你此言，是替那些蠹虫张目么？新政推行，乃陛下既定之国策，关乎社稷根本。彼等竟敢聚众作乱，杀害朝廷命官，此乃谋逆！对谋逆之徒，何来招抚？唯有诛尽，方可震慑不臣！你口口声声东南财赋，难道离了这些蠹虫，江南百姓就活不下去？朝廷就收不上税赋？”
古朴面色不改，从容道：“下官非为士绅张目，实为朝廷计，为陛下计。东南之重，非士绅其人，乃其经营之产业，所聚之财货，所通之商路。若尽数摧毁，百万雇工、工匠、船夫、商贩何以谋生？朝廷税源何在？下官愚见，治大国如烹小鲜，急火猛攻，恐焦糊难食。当徐徐图之，以律法约束，以利益导之，使其知新政之利，自然归心。至于首恶，自当严惩不贷，但牵连不宜过广。陛下，杀人易，收拾人心难啊。”
“人心？”方孝孺冷笑，“对这等蠹虫，何须人心？唯有钢刀，方能使其知惧！陛下，江南之乱，看似雇工闹事，实乃士绅与朝廷角力。彼等试探朝廷底线，若此番退让，则新政必溃于东南！届时各地效仿，朝廷威严何在？臣请陛下，当机立断！”
两位重臣，一刚一柔，在殿上争锋相对。其余官员噤若寒蝉，目光皆偷偷瞄向御座上的皇帝。
朱允熥手指轻轻敲击着御案，目光落在古朴身上：“古朴，依你之见，此番乱事，何人可称首恶？又当如何招抚胁从？”
古朴精神一振，忙道：“回陛下，据臣所知，苏州顾氏家主顾昶，曾为洪武朝工部员外郎，致仕后广置田产，结交官府，为东南士绅之首。此番串联，必是此人主谋。松江徐氏、常州周氏，为其羽翼。此三人，当为首恶。其余各家，或有胁从，或有观望。臣以为，可派重臣赴江南，锁拿顾、徐、周三人入京问罪，查抄其不法家产。对其余各家，则明发上谕，限期自首，交出隐匿田产、私兵，补缴积欠，朝廷可既往不咎，并允其子弟参加今秋特设之‘新政科’，择优录用。如此，既惩元凶，又安众心，东南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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