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的秋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沉静，也更凝重。
对于刚刚熬过三年艰难时日的普通中国百姓而言，头顶的天空仿佛透出了一丝久违的亮色。夏粮的丰收虽未彻底驱散饥荒的阴霾，但至少让紧绷的神经得以稍许放松。粮店门口排队的人群中，偶尔能听到一些关于“定量恢复了”、“爱国肉虽然折腾人但总算见了荤腥”的议论，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小心翼翼的期盼。北京城的胡同里，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飘落，孩子们追逐打闹的声音似乎也比往年多了几分生气。
然而，在这看似逐渐恢复平静的生活水面之下，一股潜流正在国家的最高决策层和边疆地带汹涌澎湃。这份紧张与决断，如同初秋的凉意，悄无声息地渗透下来，被一些嗅觉敏锐的人所感知。
在红星轧钢厂的采购科，陈启就隐约察觉到了这种不同寻常的氛围。
报纸上关于中印边境的消息，措辞逐渐变得严厉起来。广播里，除了继续宣传工农业生产的大好形势，也开始更多地提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口号。厂里的黑板报和宣传栏，也出现了相关的宣传画和文章。
科里闲暇时的议论，除了采购任务和家长里短，偶尔也会涉及到这个话题。
“听说了吗？西边那个阿三，越来越不像话了！”一个老采购员放下报纸，推了推眼镜说道。
“可不是嘛！得寸进尺，占了咱们的地方，还不断挑衅！”另一个年轻些的科员附和道，脸上带着愤慨。
“哼，号称什么‘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有人语气不屑，但眼神里也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陈启通常只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他比一般人更清楚国家刚刚经历过的困境。连续的灾害、苏援的中断、巨大的债务压力，如同一副副沉重的枷锁，让这个新生的共和国举步维艰。也正因如此，在过去几年里，面对印度在边境地区不断的“前进政策”、蚕食中国领土的嚣张行径，中国方面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一再呼吁和平谈判解决争端。
这种克制，在某些人眼里，或许被误读成了软弱可欺。
陈启通过师父刘老那边偶尔透露的零星信息，以及自己从苏颜爷爷苏文谦（铁道部副部长，能接触到更高层面的信息）那里感受到的微妙态度，知道这种“忍气吞声”的局面，恐怕快要到头了。
“以前是没办法，”一次去苏家拜访时，苏老难得地在家，饭后喝茶时，这位经历过烽火岁月的老干部，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语气平静却带着金石之音，“家里闹饥荒，外面还有一群虎视眈眈的，不敢轻易动刀兵，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也怕影响了国内的恢复。现在……地里的收成总算看到点起色，内部的困难稍微缓解了一点……”
苏老没有把话说完，但陈启明白那未尽之语。时机正在发生变化。国家已经初步具备了“腾出手来”应对边境挑衅的能力和决心。
印度尼赫鲁政府的傲慢与误判，将中国维护和平的诚意视为软弱，不断在边境地区增兵，建立据点，甚至狂妄地叫嚣要将中国人“清除”出他们所谓的“领土”。西藏，这片雪域高原，祖国的西南屏障，正面临着被蚕食分裂的巨大风险。
“他们一直想占领西藏，”陈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过相关的历史记载和地图，深知那片土地的战略意义和对于民族情感的重要性。“现在，怕是大家终于忍不住了。”
这种“忍不住”，并非一时冲动的愤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审时度势后的战略抉择。在国内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选择隐忍，是为了积蓄力量，避免被拖垮。如今，最困难的阶段虽然尚未完全过去，但已经看到了复苏的曙光，而印度的挑衅已触及底线，再无退让空间。
然而，对手并非弱者。印度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南亚的军事遗产，自诩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仅次于美苏），装备有来自苏联和西方的大量武器，士兵大多经历过二战洗礼。而中国军队，刚刚经历艰苦的朝鲜战争，主力部队虽然经验丰富，但装备依然落后，且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要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与印军作战，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巨大。
“开打前，谁心里不打鼓呢？”陈启能想象到决策层和前线指挥员们所承受的压力。“号称世界第三，我们不一定打得过……这种想法，恐怕不止在普通民众中存在，在一些层面，也未必没有疑虑。”
这是一种基于现实力量对比的、清醒的担忧。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决定要打，就必须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出威风，打出和平，彻底粉碎对方的野心和幻想。
这种山雨欲来的紧张感，也逐渐渗透到日常生活中。陈启注意到，厂里的生产任务似乎更加紧迫了，一些特殊的军工订单有所增加。街道上，关于支援前线、巩固国防的宣传也多了起来。甚至连四合院里，也偶尔能听到大人们压低声音议论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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