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元额上汗出如浆，慌忙起身作揖：“全赖先生指点！小人已按旧例，三成归漕运衙门李主事，两成打点户部仓场侍郎门房，剩余五成……五成昨日已存入‘丰润堂’苏先生名下股账。”
苏伯成轻轻“嗯”了一声，算作知晓。
刘世铎却听出弦外之音：“先生今日召我等，莫非不止为划拨银两？”
烛火“噼啪”爆开一朵灯花。
光影跳动间，苏伯成的脸半明半暗。他沉默了片刻，忽然问了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赵老先生，您早年曾在南京国子监任司业，可还记得《大学衍义补》里，丘浚论漕运一节？”
赵彦一怔，沉吟道：“丘文庄公言：‘漕运之利，国家血脉也。然血脉贵通，亦贵清。通则百骸得养，清则壅滞不生。今漕政之弊，不在不通，而在不清——清丈不明，则田粮隐漏；掣放不公，则奸猾蜂起；折色太滥，则仓庾虚耗。’”
“清丈不明，掣放不公，折色太滥。”苏伯成将这三句缓缓重复一遍，每个字都咬得极清晰：“丘浚是成化年间的老古董，看事情却比今人明白。”
他忽然站起身。
鹤氅下摆曳过地面，带起微尘。他踱到那幅《寒江独钓图》前，仰面看了片刻，伸手轻触画上那根孤直的钓竿。
“嘉靖三十八年，浙江巡抚胡宗宪为剿倭寇，奏请将漕粮折色银暂留地方充军饷，朝廷准了。自此以后，漕银‘暂留’便成常例。隆庆三年，山东漕粮折色银被河道衙门挪用修堤，户部追问，山东布政使回曰‘堤溃则漕断，修堤亦是保漕’，朝廷竟无言以对。万历二十四年，湖广折色银被楚王府‘借支’修陵，至今未还。”
他转过身，眸光在三人脸上徐徐掠过。
“诸位可知，这四十年来，各地漕粮折色银，被‘暂留’、‘挪用’、‘借支’的总额，是多少？”
陈大元茫然摇头。
刘世铎虽是知州，但显然也不是很清楚：“某不知。”
赵彦拄杖的手微微发抖，低声道：“老朽隐约听闻，去岁南京户部清账，仅南直隶、浙江、湖广三省，历年积欠未归的折色银，便已逾八十万两。”
“是九十七万八千四百两。”苏伯成准确报出数字，语气依旧平淡。
“而这，只是明账。暗地里，各省府州县借‘折色’之名加征的‘贴费’、‘脚耗’、‘淋尖’等等杂项，数倍于此。这些银子，七成落入地方官吏胥役腰包，两成被各地王府、勋贵、士绅‘分润’，仅有一成，真正用于漕运本身。”
他走回椅前，却不坐，只将手搭在冰凉的黄花梨扶手上。
“如此巨利，如此漏洞，如此多人从中渔猎百余年——朝廷真不知道么？”
堂中死寂。
窗外秋风卷过枯枝，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苏伯成轻轻笑了。
那笑意极浅，却让刘世铎后背寒毛倒竖。
“朝廷知道。所以从弘治朝开始，每隔十年八年，便会派钦差巡查漕运，清丈仓廒，严查折色。每一次，都会抓几个知县、主事，砍一批仓吏、船头。然后风头过去，一切照旧。”
他顿了顿道：“因为朝廷也需要这套‘弊政’。”
赵彦猛然抬头：“先生何出此言？”
“很简单。”苏伯成直视他：“若无这套弊政，朝廷如何能默许地方加征杂项，填补日益亏空的太仓？若无这套弊政，各地王府、勋贵、士绅的贪欲，又该从何处宣泄？若无这套弊政，每年数百万石漕粮、数百万两折色银，从江南到京师，数千里转运，沿途数万官吏胥役——这些人，朝廷养得起么？”
他语气冷静得像在剖析一具尸体：
“所以，这套弊政不能根除，只能节制。朝廷要的，不是清如明镜的漕运，而是‘可控的浑浊’——水至清则无鱼，但水太浑，鱼也会死。何时该清一清，清到什么程度，抓哪条鱼，放哪条鱼，皆有定规。这，便是百年来漕运衙门、户部、乃至内阁与司礼监心照不宣的‘规矩’。”
陈大元听得云里雾里，只讷讷道：“那按先生的意思，咱们以往做的，都是……都是合规矩的？”
“是合旧规。”苏伯成纠正道。
“但规矩，也是会变的。”
他重新坐下，从袖中取出一枚铜钱，搁在案上。
铜钱是寻常万历通宝，背面铸“工”字，是工部监制的版式。
“两个月前！”苏伯成用指尖按住铜钱，缓缓推向灯下，“陛下因辽东战事不利，怒斥户部‘筹饷无能’。户部尚书李汝华上疏请罪，并提出‘清厘漕弊，以充军饷’。陛下批红：‘着该部议奏’。”
刘世铎脸色一白：“清厘漕弊？这莫非是又要派钦差？”
“若是派钦差，反倒好了。”苏伯成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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