叉竿的硬木杆子，一根根靠在了各村祠堂的墙边，或立在巡防队歇脚屋子的角落。顶端绑缚的树杈，有的还带着未褪尽的枯叶和尖刺，在油灯昏黄的光线下，投出张牙舞爪的影子。飞石索的布囊沉甸甸地挂在不少青壮的腰带上，走起路来，里面的鹅卵石相互磕碰，发出闷闷的轻响。这两样物事，以其简单直白、近乎“一看就会”的特性，迅速在联防各村普及开来，几乎成了巡夜人员的标配。
白日里，村口的晒场或祠堂前的空地上，常能见到三五成群的青壮，在贺捕头派来的老手或本村猎户的指点下，笨拙却认真地操练。练习叉竿的，几人一排，嘿哈有声地将那长长的杆子向前平推、斜刺，模拟着抵拒冲击的动作。起初免不了手忙脚乱，杆子打架，但练得多了，倒也渐渐有了些进退协同的模样。飞石索的练习则更需要空旷地，也更多笑声和惊叫——总有人撒手时机不对，石弹不是飞得太近就是歪到不知哪里，甚至有一次砸中了远处看热闹的鸡窝，惹得一阵鸡飞狗跳，主人笑骂着追出来索赔鸡蛋。但这热闹，反而冲淡了武器本身带来的肃杀感，让这“武备”之事，带上了一些乡野特有的粗朴生气。
真正让大伙儿感到心里有底气的，还是那两样东西带来的直观感受。握着那一丈五六尺长的叉竿，看着前端那带着刺的硬木杈，胆气似乎就壮了几分。腰里坠着那两包石头，想着危急时刻也能远远给对方来一下子，不再只能被动挨打，这种“有反击能力”的心理暗示，对提振士气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武器本身的实际威力。
然而，在这看似热火朝天的“武装”进程中，一些细微的波动和更深层的思虑，也在悄然滋生。
首先是那架正在秘密制作的“应急弩”。参与其事的几个老木匠和铁匠，被集中在了乱石村赵铁柱家一处闲置的旧院里，院门时常紧闭。所需的硬木、牛筋、绳索等物，都由韩老蔫和吴有田亲自经手，以其他名目分散采买或从各村收集。进展不算快，但很稳。当那粗糙却厚重的弓臂雏形渐渐显现，当多股浸过桐油的牛筋被小心地绞合成弦时，参与的老匠人们眼中都闪着光，那是一种对待“重器”的专注与敬畏。但与此相对的，是赵铁柱等人心头日益加重的压力。
“这东西，做出来是厉害，”赵铁柱私下里对韩老蔫和吴有田说，“可怎么用，谁来管，出了事谁担着？林先生信里说得明白，威力大，得小心。咱们几个村子自己弄这个……会不会犯了忌讳？”他如今是里正，考虑问题不再仅仅是一家一户。
韩老蔫抽着旱烟，眉头也锁着：“铁柱担心的在理。这东西不像叉竿飞石索，说是农具、猎具都勉强说得过去。这大弩……明眼人一看就是兵器。咱们是为了防匪，可官府若较真起来，私造军械的罪名可不小。”
吴有田沉吟道：“王书吏那边，是不是得知会一声？有衙门首肯，哪怕只是默许，咱们心里也踏实些。”
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由赵铁柱和李墨一起去向王俭“汇报进度”，实则探探口风。王俭听完描述，看着李墨画的更精细些的构造草图，也是沉吟良久。
“林越信中已言此物威力及需慎用。你们制作谨慎，此心可嘉。”王俭缓缓道，“如今匪患未靖，乡民自卫，情有可原。此物若成，当作为各村联防之‘镇器’，非到万不得已，不得轻用。管理须严，可仿照官府军器库例，设专人掌管，双锁双钥，动用需至少两名里正及巡防队头目共同允准，并详细记录事由。此事……我会向周县尊禀明乡间防匪之需，但你们切记，不可张扬，更不可用以逞强斗狠，否则，必遭严惩！”
有了王俭这番半是许可、半是警告的话，赵铁柱等人心里才算有了些底，制作管理也拟定了更严格的规矩。
另一方面，武器的出现，也悄然改变着村内的人际关系和心态。巡防队的青壮，因为日常操练和夜间共事，联系愈发紧密，隐隐成了村里一股有组织的年轻力量。这自然是好事，但也让一些老人隐隐担忧：这些后生手里有了“家伙”，心气高了，万一哪天不服管束，或者与邻村巡防队起了摩擦，会不会惹出更大的乱子？
有细心的人发现，原本村里几个游手好闲、不太合群的懒汉闲汉，最近往巡防队凑的次数多了，似乎也想摸摸叉竿，耍耍飞石索。是真心想为村子出力，还是别的什么心思？负责招募管理的头目们，不得不更加留神甄别。
甚至家庭内部，也有了些微妙变化。有妇人抱怨男人整天摆弄那些“凶器”，回家倒头就睡，地里的活计都疏懒了。也有胆小的老人，见自家儿子或孙子挂着沉甸甸的飞石索出门，总要多叮嘱几句“小心些，莫要逞强，平平安安回来”。
这些涟漪，王俭和李墨在汇总各村情况时，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李墨在记录巡防队组织、武器配备情况的同时，也开始留意这些“软性”的变化，并写在给林越的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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