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总以为，历史是最容易被做成屏风的——绣着金线的龙，描着祥云的纹，远远看着好不辉煌。但若走近了，用手指去摸那绣线底下，便能触到木料的虫蛀，嗅到积年的霉味。近来常听人谈论前朝事，有骂的，有捧的，都像是在争论屏风上该绣几只爪，却少有人问：这屏风为何偏要立在这里，挡住了后面的什么？
满人入关那会儿，有“留发不留头”的话。头发是什么？不过顶上毛毵毵的东西罢了。然而真就为了这几根头发，死了许多人。后来看明白了：他们要剪掉的不是头发，是“前朝”；要留着的也不是辫子，是“顺从”。这辫子便成了驯服的凭据，白日里拖在脑后，夜里盘在顶上，年年月月的，竟长到心里去了。所以辛亥年革命，第一要剪这辫子，真是极明白的——虽然剪了外在的，心里的那条，怕还有些人暗暗留着。
二
康熙乾隆时候，修《四库全书》是盛事。然而这盛事里，却藏着比文字狱更悄然的刀子。征书，原说是彰显文治；可那些“违碍”的书，烧的烧，改的改，删的删。宋人的集子里有斥胡的句子，要改；明人的笔记里记着边患的事，要删。这一改一删，历史便成了任人打扮的哑子。我曾见一部明人残稿，凡“虏”“胡”“夷”字，都用朱笔涂得严严实实，旁边恭楷写着“北”“边”“外”。看那笔迹，是极娟秀的，可不知怎的，总觉着那墨迹里透出血腥气来。
这便是“锢”的法子：不单要你此刻沉默，还要把你祖宗的舌头也剪掉。让你回头去看，只见一片朦胧的“盛世”；让你开口去说，只能照着钦定的本子念。久而久之，读书人自己便学会了审查自己——未下笔，先揣摩哪些话犯忌；未开口，先掂量哪些音不祥。这毛病传下来，至今还有人对着白纸战战兢兢，像是纸上住着看不见的祖宗。
三
“奴才”这称呼，原是满人家里仆役对主子的称呼。后来做了官，对皇上也要自称“奴才”，汉臣却只能称“臣”。这区别初看古怪，细想却有深意：称“奴才”的，是自家人，虽低微却亲近；称“臣”的，终究是外人，虽恭敬却隔膜。于是满朝文武，便在这称呼里分出了亲疏内外。最妙的是，有些汉臣为了表忠心，竟也争着要称“奴才”，皇上却不许——原来这奴才也不是想做便能做的。
我曾想，这“奴才”听得多了，大约真会听出亲热来罢？就像笼子里的鸟儿，听惯了笼门的响声，竟把那响声当作自由的音乐了。所以后来辛亥革命成功，竟有遗老抱着辫子痛哭，说“大清亡了，我们可怎么做奴才呢”。这话初听可笑，细想可悲——他已经忘了做人的样子，只觉得做稳了奴才便是最大的福气。
四
说“宁赠友邦，不与家奴”，许多人只当是昏话。其实这话说得极清醒，清醒得让人脊背发冷。在他们眼里，这江山原不是天下人的江山，是他一姓的私产。私产传给外人，不过换了个店主；若被家奴夺了，便是奴欺主，翻了天了。所以你看他们对太平天国、对捻军、对革命党，下手比对洋人狠十倍——洋人要的是利，家奴要的是命根子。
甲午败了，赔二万万两；庚子败了，赔四万万五千万两。钱从哪里来？自然是从百姓身上刮。刮骨疗毒，毒未必去，骨先碎了。然而他们不怕——只要紫禁城的门还能关着，里面的戏还能唱着，外面的饥号不过是远处的风声。最典型的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话，说得何等坦白！把“中华之物力”当作自己库房里的东西，可以随意取来“结欢心”的。这心态，与大户人家败家子拿祖宗田产讨好青楼妓女，有什么两样？
五
近来竟有人编出许多“盛世”的故事来，把血写成胭脂，把枷锁雕成花纹。他们说那时的百姓最安分，那时的秩序最井然。是了，屠刀下的秩序自然最井然——刑场上的犯人列队最整齐，坟场里的墓碑排列最规矩。至于那“安分”，监狱里的囚徒也安分，只要狱卒的鞭子够狠。
这些人多半没挨过那时的饿，没受过那时的冻，只从故纸堆里捡出几首御制诗，几篇颂圣文，便当作时代的全貌了。这就像从腐尸上采下一朵蘑菇，便说这尸体生前必是健康的一般可笑。更可悲的是，竟有人相信这蘑菇真是尸体滋养出来的，却忘了那滋养尸体的，正是无尽的腐烂。
六
伪满洲国的事，本不必多说。但看那“皇帝”登基的照片，穿着洋式元帅服，对着日本天皇像鞠躬，背后却是“正大光明”的匾额——这画面真是集古今荒唐之大成。就像有人把祖宗的牌位搬进妓院，还硬说这是在弘扬家风。那些跟着去的遗老，有的或是真糊涂，更多的却是借这具政治僵尸，延续自己早已该死的荣华。他们不是爱那个“国”，是爱自己能继续称“臣”、称“奴才”的身份。
我曾见一个故事：某遗老在伪满做官，每日上朝必带两块点心，一块自己吃，一块供在案上。人间供的谁，他说是“供大清列祖列宗”。原来他早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勾当，怕祖宗看见，先用点心堵祖宗的嘴。这大约是他们最后的一点“羞耻”罢——虽然这羞耻已扭曲成如此可笑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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