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深秋的深圳，空气里还残留着暑热的余威。
赵大刚走出罗湖火车站时，被眼前的景象震得停下了脚步。三年前他出差来过一次，那时这里还像个大工地，如今却已是高楼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街上行人步履匆匆，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的年轻人腋下夹着公文包，说着他听不懂的粤语和英语词汇混杂的话。
他紧了紧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沈阳第一机床厂的工作服，如今厂子没了，这衣服成了他最后一点体面。手提的人造革包里，除了一套换洗衣物，就是那份他准备了三个月的“材料”。
“华深电子……”他喃喃念着地址，四下打听着找路...
蛇口工业区，华深电子厂的招牌并不显眼。
这是一栋三层厂房，外墙贴着白色瓷砖，在周围那些更气派的工厂中显得有些朴素。赵大刚在门口徘徊了十分钟，看着工人们推着载满电子元件的推车进进出出。每个人脸上都有种他很久没见过的神情——不是机床厂老师傅那种按部就班的麻木，而是一种带着紧迫感的忙碌。
“同志，找谁？”门卫室里探出个头。
“我找李卫国。”赵大刚挺直腰板，试图让自己显得不那么落魄，“我是他……老战友。”
门卫打量了他几眼，指了指三楼：“李经理在办公室，右手边最里头那间。”
楼梯是水泥的，没有贴瓷砖。赵大刚一步步往上走，心跳越来越快。他想起十年前在北大荒，李卫国还是个沉默寡言的知青，在机务队里整天摆弄拖拉机零件。如今呢？报纸上说他是“特区青年企业家”，厂子年产值过百万。
敲门的手有些抖。
“请进。”
推开门，办公室比赵大刚想象中简朴。一张木办公桌，两个铁皮文件柜，墙上挂着深圳特区地图和几张生产流程图。李卫国正低头看文件，听到脚步声抬起头。
两人目光相触的瞬间，空气凝固了。
李卫国脸上的惊讶只持续了一秒，随即恢复平静。他放下手中的钢笔，慢慢站起身：“赵大刚？”
“是我。”赵大刚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没想到吧？”
“确实没想到。”李卫国绕过办公桌，没有握手，只是指了指靠墙的沙发，“坐。什么时候来深圳的？”
“昨天。”赵大刚坐下，人造革包放在腿上，双手紧紧抓着包带，“从沈阳过来的，硬座，三十六个小时。”
李卫国倒了杯水放在茶几上，自己在对面的单人沙发坐下。他的变化比赵大刚想象中更大——不再是北大荒那个皮肤黝黑、手掌粗糙的知青，而是一个肤色健康、穿着浅蓝色衬衫和西裤的经理人。只有那双眼睛，还和从前一样沉稳，只是多了几分审视。
“听说机床厂的情况了。”李卫国开口，语气平淡，“厂报上登了。”
赵大刚喉结动了动：“八千多人的厂，说没就没了。我们车间三百号人，最后只留了三十个，我这种没文凭的，第一批下岗。”
“那你来深圳是……”
“找你。”赵大刚直视着李卫国，“不，找你们。”
办公室里只有老式吊扇转动的声音。
李卫国等了几秒，见赵大刚没有继续说下去，便问道：“‘我们’是指谁？”
“你，肖向东，陈思北，还有那个学医的女的——林美娟。”赵大刚一个个数着名字，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你们那伙人，从北大荒就开始抱团，现在混得一个比一个好。”
“所以呢？”
赵大刚深吸一口气，打开了人造革包。他没有立即取出东西，而是把手放在包里：“李卫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们在北大荒干了什么，真当没人知道？”
李卫国神色不变：“我们在北大荒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组织安排的。”
“劳动锻炼？”赵大刚冷笑一声，“那些技术资料——老谢头偷偷给你们的，都是苏联五十年代的东西，按现在标准算不算‘里通外国’？”
“赵大刚，”李卫国声音沉了下来，“话不能乱说。”
“乱说？”赵大刚从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文件夹，啪地甩在茶几上，“你自己看。”
李卫国没有立即去碰。他盯着文件夹看了几秒，才伸手翻开。
第一页是手写材料，字迹工整但略显稚嫩——显然是多年前写的。内容详细记录了1976年冬至1977年春，北大荒某连队知青肖向东、李卫国、陈思北等人“秘密聚集”“传阅违禁技术资料”的情况。记录者署名：赵大刚。
第二页是复印件，一张图纸的局部——那是老谢头给的苏联拖拉机液压系统原理图，右下角有俄文标注和日期：1962。
第三页是一份名单，写着当年可能知情或参与的其他人：孙晓芸（宣传干事）、王海柱（本地青年）……
李卫国一页页翻着，翻到最后一页时，手指顿了顿。那是一张照片的复印件，模糊但能辨认出是几个知青围坐在仓库里的背影，面前摊着书本和图纸。拍摄角度隐蔽，像是从窗户缝隙偷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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