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富贵。
名字是爹起的，他说听着吉利，盼着我能大富大贵。
可我活了大半辈子，好像总跟这名儿犯冲。
我爹是个小会计，打了一辈子算盘，到头来也就混个温饱，家里永远飘着算盘珠子的木头味。
他对我没啥大期望，就指望我接他的班，或者学门“稳当”的手艺。
我不乐意。
我觉得我能干大事，起码不能像他那样，对谁都点头哈腰，算错一个数能愁半宿。
十八岁那年，我顶替我妈的名额，进了市里一家当时还挺红火的国营纺织厂。
那会儿觉得，嘿，铁饭碗，工人老大哥，神气！
穿上那身灰蓝色的工装，走在厂区里，感觉路都宽了三分。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搬运工。
就是把一捆捆织好的布匹，从车间搬到仓库。
那布匹死沉，一卷好几十斤，一天下来，肩膀磨得又红又肿，晚上回家胳膊都抬不起来。
带我的老师傅姓刘，是个闷葫芦，就知道干活，休息时蹲在墙角抽旱烟，话都不多说一句。
他看我龇牙咧嘴，就递过来两块垫肩，旧的，但厚实。
“垫上，磨破了皮更疼。”他就说了这么一句。
干了半年搬运，我觉得没意思，想学点技术。
托了点关系，塞了两条好烟，调到了机修班当学徒。
这回是真技术活了，跟着老师傅修那些巨大的织布机。
机器老了，毛病多，整天叮叮当当，满手油污。
师傅脾气暴，动不动就骂，嫌我笨，嫌我手脚慢。
但我咬着牙学，因为我知道，会修机器，比出大力强。
那时候年轻，觉着未来有的是盼头。
日子虽然累，但好像有股子劲头。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九十年代初吧。
厂子效益开始往下滑，机器越来越旧，产品卖不出去，仓库里的布堆成了山。
先是奖金没了，后来工资开始拖欠。
车间里的机器停的比开的多。
老师傅们唉声叹气，年轻的开始人心浮动。
我也慌。
结了婚，老婆是同一个厂的挡车工，孩子刚上小学。
那点死工资眼看要养不活家了。我开始琢磨着干点别的。
晚上下班，去夜市摆过摊，卖过袜子、电子表，被城管撵得鸡飞狗跳。
也跟人倒腾过一阵子水果，结果碰上连绵阴雨，一车桃子烂了大半，本钱赔进去不说，还欠了点债。
厂子最终还是没撑住。
宣布破产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天上飘着毛毛雨。
我们一大群人挤在破败的厂部礼堂里，听着台上领导念着干巴巴的文件。
下面一片死寂，然后就是压抑的哭声和骂声。
我领到了一笔“买断工龄”的钱，不多。
攥着那叠钞票，走出厂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没了工作，家还得养。
我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打工”。
什么都干过。
建筑工地搬过砖，和水泥，三伏天晒脱几层皮，晚上睡在工棚里，闷热潮湿，蚊虫叮咬，想的却是明天能不能多搬几块，多挣几块钱。
在饭店后厨打过杂，洗碗洗到手脱皮，被脾气暴躁的厨师长呼来喝去，骂得狗血淋头，还得赔着笑脸。
也干过保安，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在小区门口一坐一夜，看着万家灯火，心里空落落的。
那段时间，我学会了抽烟，抽最便宜的那种，呛得直咳嗽。
学会了喝酒，不是为高兴，是为麻痹，为能睡个踏实觉。
学会了看人脸色，把腰弯得更低，把话说的更圆滑。
我成了自己曾经不太看得起的那种人——为了几块钱，能跟菜贩子争半天；为了保住一个临时工的位置，能对着比自己儿子还小的主管点头哈腰。
后来，年纪大了，工地搬不动砖了，饭店也不要我了。
托老乡介绍，进了一家私营的小物流公司当仓库管理员。
说是管理员，其实就是看仓库、搬货、理货、打扫卫生全包。
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精瘦，眼神像刀子，我们都私下叫他“周扒皮”。
在他手底下干活，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支配”。
他的支配是无孔不入的。
早上必须提前半小时到，打扫仓库，哪怕地上根本没灰。
晚上必须等所有车卸完货、清点完毕才能走，经常加班到深夜，没有加班费，他说这是“责任心”。
货物摆放必须严格按照他画的那张谁看了都晕的“效率图”，差一厘米都不行，被他发现就是一顿臭骂，扣工资。
接电话必须用他规定的套话，声音必须洪亮带笑，哪怕你刚搬完一百箱货累得直喘。
他喜欢开会，下班后开，一开就是一两个小时。
内容无非是训话，说市场多难，公司多不容易，我们要感恩，要奉献。
一边说着不容易，一边给他自己换新车，换大房子。
最让我难受的是，他喜欢“测试”你的忠诚和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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