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中断行动结束后，城北新秩序的无线电频段里出现了一段异常的信号静默。
赵副主任安排在城北废墟边缘的无线电监听点连续监听了整整一天，除了偶尔几声模糊的口令回执和断断续续的静电噪音之外，什么战术通讯都没有截获到。
一个军事化组织在信号塔被摧毁之后，其指挥体系会短暂陷入信息盲区——各据点之间无法实时同步巡逻队的位置、无法核实入侵者的动向、更无法追踪散布在控制区内数十名编号异能者的定位信号。
陈炎烧掉的不仅是发电机组的线圈和配电柜，更是新秩序花了漫长时间建立起来的核心监控能力。
沉默只持续了三天。
第四天上午，陆远在例行外围侦察时发现新秩序的巡逻队重新出现在了城北和城西交界的主要路口，频率甚至比信号塔被摧毁之前更高。
但巡逻模式变了——以前是装甲车加步兵的混合编队，现在是两人一组的轻装侦察兵，腰间只带对讲机和手枪，不主动拦截幸存者，而是远远地观察，记下每一个进出城西方向的人员特征和物资种类。
陆远在废弃商业街三楼的固定观察点蹲了整整一个下午，用望远镜追踪了三组这样的侦察兵，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特征：不恋战，不追击，遇到丧尸能避则避，一旦确认目标方向就立即撤回。
“这不是搜捕，是情报收集。”陆远把侦察记录放在收银台上，“新秩序在信号塔瘫痪后暂时失去了主动出击的能力，但他们不打算放弃城西。他们正在重新建立情报网络，为下一阶段的行动做准备。”
李建国的紧急会议通知也通过加密频道打了进来。
周秉文在无线电里的声音比平时急促了不少，背景里是纸张翻动和多个人同时说话的嗡嗡声。“李副团长召集了联防体系内所有核心成员，要求两小时后在城东基地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议题只有一个：新秩序在失去信号塔之后是否会选择孤注一掷，以及联防方应采取什么对策。”
两小时后，城东基地指挥部。这间指挥部设在体育馆的旧新闻发布厅里，墙上还残留着末日前赞助商的广告牌——一块褪色的运动饮料广告和半张撕裂的篮球赛海报。
李建国让人把乒乓球台拼成一张长桌，桌上铺着防务图、信号情报抄件和几台便携式无线电。参会的人不多，但每个都是联防体系里能拍板的人。
赵副主任代表城西自救会。方姐作为城西散商网络的代表首次被邀请参加正式联防会议。秦烈以梧桐路便利店安保队长的身份出席——沈知意没有来，她让秦烈全权代表，理由是便利店店主不参与任何基地的内政决策，但联防事务由安保队长全程对接。
秦烈走进会议室时，好几个城东基地的军官下意识地站了起来。不是畏惧，是尊敬——是那种对在尸潮中并肩作战过的同袍才会有的本能反应。
李建国开门见山。
他把情报抄件分发给每个人，然后站到防务图前用一根旧教鞭指着城北方向。
“信号中断行动虽然成功瘫痪了新秩序的信号追踪系统，但也彻底打破了双方之间维持已久的脆弱平衡。此前新秩序的扩张是渐进式的——先渗透再吞并，先瓦解内部再外部施压。
现在他们的核心监控能力被打掉了，面子上过不去，军事上也需要一场胜利来重新稳固控制区内部的威慑力。根据从劳工营逃出来的最新一批幸存者口述，新秩序正在城北物流园集结所有可调动的装甲力量。
三辆配装重机枪的防暴装甲车，至少两辆改装过的武装皮卡，步兵数量初步估计超过两百人，另有若干名战斗型异能者被编入突击队。集结指令已经下发到各据点，预计最快七十二小时内完成战前准备。”
他的教鞭在城东基地和梧桐路之间来回移动。“他们会在城东和城西之间选一个突破口。城东基地虽然刚经历内乱，防线兵力不足，但布防信息他们掌握得最全——王永昌被捕前传出去的最后一批情报就包括城东基地的哨位分布。城西梧桐路则是他们的心头刺——信号塔是我们炸的，王永昌是我们截的，韩毅是我们策反的。新秩序高层如果要拿一个目标来祭旗，梧桐路的优先级不会低于城东。”
赵副主任举手。“自救会的向导在城北废墟里蹲守时发现，新秩序的侦察兵这几天对梧桐路方向的侦察频率明显高于城东方向。他们不靠近安全区边界——被蓝光弹过的人显然写了报告——但他们在梧桐路外围的废弃建筑里反复出现，尤其集中在东侧商铺二楼、西侧旧水塔和北侧排水涵洞三个俯瞰点。”
“这三个点都是我之前在安全区防务图上标注过的潜在狙击位。”秦烈放下斧柄，“对方侦察兵能精准选中这些位置，说明有熟悉梧桐路防线的人给他们画了图。而能画出这种图的人，安全区里只有一个——她现在在城西商会那边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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