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下，假设美国法律的起刑点是5000美元涉案金额，那么桑德兰只要告诉顾莫杰：“如果你选只偷3000美元那个方案，就不会被判刑。”
这样回答，桑德兰和律师团其他成员，都会省事得多。
可是顾莫杰显然不满足与此，因为他的利益并没有最大化。
所以顾莫杰要桑德兰先开口，把5000美元这根红线标出来，然后他好修改自己的作案计划，顶着这条红线偷4999美元。
美国法律规定的、区别罪与非罪的边界红线在哪里，顾莫杰就要把钻空子的尺度用到极限，顶着这条红线打擦边球。法律允许顾莫杰做多坏的一个人，他就要在法律的容忍尺度内，尽可能坏得不择手段。
幸好，桑德兰也算是有备而来，他斟酌了一下，说了一番四平八稳的话：
“顾先生，我希望您了解，网络技术几乎没有哪一项是公益的，我此前也没遇到过，举不出太恰当的例子。所以，请您允许我用用一个医疗卫生，或者教育领域的例子来为你说明情况，毕竟那些领域的公益属性业务比较多”
顾莫杰点头首肯：“可以，您说就是了。反正法律是触类旁通的。”
“那我就举个医疗卫生领域的例子。”桑德兰赶紧说道，
“如果有一家生物制药公司，要想研发一种新药，然后想把这种新药的开发成本做成‘非商业性基础科研’的经费，那么这就是行不通的。联邦政府会查出来，取消它的杠杆免税，还罚它的款。因为尽管药品本身是救死扶伤的，但是药品背后也是有专利的，医药公司可以靠这门专利技术来谋取商业利益，所以不符合公益性科研的政策导向。
但是，如果医药公司承诺研发出新药之后，向全社会公开这种新药的生产技术细节，不谋求为本公司申请专利、牟取垄断利益，那么联邦政府也会追认特许——这种时候，那些制药业巨头就会打打擦边球，把一些新药研制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夹带私货的研究，掺杂到这里头去，把公益科研部分的经费略微做得虚高一些——当然还需要花成本找高明的会计师事务所帮你做假账——那么，还是有可能成功的。
再退一步，如果这时候医药公司要做的科研不是一种新药，而是一种疾病的新式临床诊疗方法研究，因为诊疗方法无法申请专利，联邦便会认可他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非公司的商业利益——这种情况下，也附和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类经费的使用办法。
在教育领域也是同理，我就不多举例子了。比如出新的教科书，教学软件，肯定不符合公益性，但是如果是一些没法商用的公共课件、教学方法研讨，却是可以作为公益性基础成果的。”
桑德兰解释得很是翔实，一看美国的律师都是这般奸诈惯了的，各种钻空子的事情那是家常便饭。顾莫杰和费莉萝听得很仔细，顾莫杰一边听一边暗暗点头赞许，费莉萝则是拿着一只笔，跟着桑德兰的讲解，在原本的策划预案上修修改改。
数人就这般锱铢必较地细谈了整整一个上午。中间顾莫杰叫了外卖，几人吃过之后继续办正事儿，到了黄昏时分，顾莫杰原本做的预案也被删掉了好多条，只剩下寥寥两三个可选的规避方案。
顾莫杰斟酌审视着，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桑德兰律师，根据我们今天的推演，我想，这个研究方案，应该是可以满足联邦法律和加州法律规定的‘属于非营利性公益科研目的’范畴，同时，也属于互联网和软件技术的领域、与我的生意对口。”
说着，顾莫杰把一份挑出来的、已经修改得七零八落的文件推过去。
“以预防网络层面的灰鸽子病毒大规模扩散为目的的互联网安全研究？”看了这个标题，桑德兰几乎要跳起来，觉得自己一天的口舌都白费了，“顾先生！这是杀毒软件公司的营利性研究！怎么可能通得过联邦的审查！难道我一天说的这些，你都没听进去么！”
顾莫杰高深莫测地一笑：“不，我要做的，不是杀毒软件。而是提供公益性网络安全的免费工具，而且技术原理和着眼点完全不同——你听我解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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