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王进京之后，自是顷刻间便引来了八方关注。许多消息灵通的高官世家忙不迭地给他们送去了年节前后宴饮的帖子。连着几日，因有他们赴宴，热闹与欢笑之声均不绝于耳。此时，安兴长公主谋逆案带来的阴云仿佛已然彻底散去。人们似乎浑然将这位昔年带来无数流言蜚语的贵主忘得干干净净，谈论的不是永安郡王家的那些年轻郎君，便是嗣楚王、嗣濮王与新安郡王的兄弟情深。
当然，新安郡王即将举行的婚事亦是同样引人瞩目。毕竟，留在长安的适婚皇家宗室子弟实在太过稀少，这种大婚场景着实难得一见。这桩婚礼或许与去岁长宁公主大婚一般，亦会成为人们在年前度过的盛大节日。
不过，与寻常新婿不同，新安郡王却似是丝毫不曾惦念婚事与新妇，反倒是忙于公务，几乎整日整日都不得停歇。莫说司农寺了，便只是宗正寺的事务，也因诸王入京而增添了许多，简直令他忙不过来。就连夜里歇息时，都颇有些不安稳之意。
作为宗正少卿，他几乎已经顺理成章地替代了宗正卿。而荆王审理完安兴长公主一案后，便又默默地回了王府中歇息，并没有趁机邀功，重新掌控宗正寺之意。这两天他那废为庶人的幼子李阁亦“不幸病亡”，于是他更是哀戚而伤身，据说早已卧床不起了。
祭灶的次日，李徽匆匆带着一张告罪折子前往两仪殿求见圣人。圣人展开一瞧，嘴角不禁勾了起来，随手便将它扔进旁边的火盆中：“玄祺，这张折子你并未看过罢？猜得出河间郡王在这种时候递折子的用意么？”火焰猛然腾了起来，转眼间就将折子烧成了灰烬。
“据他遣来送折子的侍卫所言，是因在路途中耽搁了而告罪。”李徽回道。当然，究竟以什么理由解释“耽搁”，他几乎不必猜测。还有什么比吴国公秦安、荆王这两位使惯了的“告病”更好的借口呢？
“在半途中感染风寒，日渐病重，不得不暂时停留在驿站诊治。如今病情稍缓了些，大约再歇息几日便能动身，会尽量赶在除夕之前到达京城……呵，你信是不信？”
“孩儿不信。”李徽毫不犹豫地回道，“无论旁人是否轻信，孩儿都觉得疑点颇多。河间郡王与永安郡王一样，皆是常年镇守边疆的领兵之将，时不时便亲自出战，身子骨定然健壮无比，绝不会轻易在途中病倒。更何况，永安郡王自沙州而来，不仅路途更为遥远，年纪也足足长了二十余岁——他尚且平安无事，河间郡王又怎可能重病？”
沙州与长安的距离，几乎是胜州与长安之间的两倍。年老体衰的永安郡王领着一群儿孙以千里奔袭的速度赶了过来，依旧是精神奕奕，便是每日赴各种宴饮，亦分毫不见疲惫之色。而河间郡王正当壮年，不仅尚在路途之中，而且还病倒了，迟迟不能入京。
如此种种，令人禁不住想质问：他究竟是何时从胜州启程？为何推迟启程？胜州可有紧急军务？又或者发生过甚么不得不处理的急事？若是如期启程，那为何一路优哉游哉？至今不至京城？既然并非加急赶路，又如何可能轻易在途中病倒？
疑点重重之下，又有多少人会相信这位郡王的告罪之言？推断他目无君王，甚至是心怀鬼胎，岂不是更合情合理一些？
“孩儿觉得，他应当是心虚了罢？刻意停在路途中，便是为了根据京内传来的消息随时做出判断。诸如，安兴的谋逆案结果如何，或者安兴是否有可能将他招供出来。倘若不确定此行是否安全，他绝不会冒险进入长安。”
所谓的“大事”已经准备了数十年，眼见着便要“霸业功成”，他又如何舍得让自己冒着性命之危？也许河间郡王确实曾经胆气过人，否则他也不会选择谋逆。但在眼见着荣华富贵近在咫尺的时候，他绝不愿意自己就此折在长安，一切都化为乌有。拥有了不该有的野心与渴望之后，他反倒是比任何人都胆小了。
“那么，若是他有胆量入京，朕到底该不该杀了他？”圣人挑起眉，随口问道。
“这……孩儿也不知晓。”李徽皱着眉，回道，“……倒也不可完全断定，他是佯装病重。意外亦有可能发生，或许他的确是病来如山倒呢？而且，眼下证据尚不够充足，叔父在此时赐死他，或许会引来争论。胜州附近亦会动荡不安，说不得他的儿子正好借此机会举着反旗要报仇雪恨。总归，于叔父的威名不利。”
圣人将蘸满朱砂的御笔搁在笔洗上，似笑非笑：“说得是。朕已经等了这么些年，再等些时日又何妨？待到程青博得了他的信任，取得了证据，再一举将他歼灭也不迟。胜州附近的人，也都该调换一遍了。让他们在一州一地待了这么些年，确实是朕疏忽了。原应该四年便调任，否则也养不出那般大的野心来。”
“若要调任河间郡王，不如将永安郡王也一并调任了。否则，难免打草惊蛇。”李徽又道，“孩儿这几天瞧着，永安郡王不仅性情直爽，亦颇通计谋，定然会理解叔父的苦心。若是为了避嫌，他亦可能主动提出调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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