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这一招如果用的好，胜过千军万马。对待强的敌人或者弱的敌人，都不妨先谈谈再打，或者边谈边打，或者打完后谈。
这方面的技巧，张镝领导下的大宋是有经验的。
按惯例，总是要在占据了一定优势，至少是局部优势，可以有相当的话语权的时候才可以谈。一开始往往开一个高价，让对手慢慢还，还到对手勉强可以接受，或者逼着他不得不接受为止。
只不过在一根筋的日本人这里，这一套谈判的法子不太好用。大宋这里才把价码报出来，那边一言不合就剖腹给你看。
当天清晨，在鸿胪寺的衙门口，日本使团的几十个人围成一圈，用武士刀挡着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人圈的正中是一条大篾席，安达泰盛跪坐在席子上，额头和腹部绑着白布，手上拿着雪亮的短刀正往肚皮上划拉，骏和次郎举着武士刀肃立一旁。
等到鸿胪寺的人注意到门外人群的惊呼和喧哗，赶出来查看的时候，一整套切腹的流程已经走完了。副使骏和次郎提着正使安达泰盛的脑袋，地上还躺着一具开膛破肚的无头尸体。
倭人倔强，还真是名不虚传啊！
得知安达泰盛的“意外”身故，大宋方面顺坡下驴，很快就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日本方面，副使骏和次郎相对理性，更好交流，达成协议自然也要更顺利一些。
这一次谈判是王府掌书记陈复亲自来的，规格上就更正式些。
“大宋对贵国大使安达泰盛君的过世深表遗憾！”陈复首先表示了适当的慰问。
“泰盛大人是为了大日本荣誉而死，如果大宋继续用无礼的方式、提出那些无礼的要求，鄙国虽小，百万勇士不惜玉碎……”安达泰盛死后，骏和次郎不得不担起与宋国交涉的重任，在两国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这可不是什么轻松的事情。
骏和次郎还记得，当初日本使团出发之前，执政大人曾有过深切的嘱托。北条执政说，大宋是大国、强国，日本是小国、弱国。小固然不可以敌大，弱固然不可以胜强。日本可以谦卑的请求宋国退兵，但国家之荣誉、民族之尊严是绝不可以丧失的。
实力不济的情况下还妄谈荣誉和尊严，明显是强人所难。
安达泰盛不就是在这两难之中被逼到了绝境吗？
大宋的本意其实也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僵，比如中兴商社的目的无非是通商求财，从来就没想过要占领日本，统治这个国家。毕竟日本不是未开化的番邦，历史已经绵延了上千年，若要完全征服，需要付出巨大的统治成本，基本上得不偿失。能够将其压服，通过外交手段攫取利益是最好的策略。
所以这一回大宋方面适时改变了最初那种强硬的态度和苛刻的条件，至少在纸面上做出了相当程度的“让步”。
首先，五十万赔款免了，当然不是直接免除，而是算作对马岛和博多湾港口的“租借”费用而抵消了。
其次，对马和博多也不需要割让，而是“租借”，租期九十九年，首期租金就折合五十万两好了，租金也不是不给，而是用赔款抵消。
陈复早已从某种途径了解过日本幕府的底线，那便是:一不割地、二不赔款、三不和亲（有点自作多情了），那么用“租借”的名义总不算违背原则吧。
看起来，这比起大宋最开始要求的赔款五十万外加割让对马、博多为自由通商区的条件是要“宽容”太多了。
至少是没有踏过幕府划定的三条底线，日本国的尊严是可以保全的了。
一阵忽悠后，骏和次郎接受了这些看似公平合理的条件。前提是大宋必须从日本退兵，或者说在大宋的调停下，中兴商社的武装商船必须退兵，虽说是同一件事，但解释起来可有差别，关乎大宋的正义形象。
谈判有了结果，骏和次郎一刻也不想耽搁，急急忙忙的准备赶回日本。同行的还有大宋吴王殿下的特使秦宝宫和十五艘大型炮舰、三千多名精锐的水师官兵，这是为了去往日本九州调停“商民纠纷”的。当然，实际上是去逼迫幕府接受谈判条件的。
幕府执政北条时宗将代表日本朝廷与大宋签署正式的条约，签约地点定在镰仓，故称为《镰仓条约》。
条约规定:
一、日宋和平共处，友好通商，两国朝廷互不干涉商人之间的正常贸易。
二、日宋约定在双方境内设立常驻外事机构，大宋朝廷派员在日本京都和各大港口城市设立“宋馆”，负责在日宋人一切事务。（理论上日本也可以在大宋设立日馆，实际上嘛，呵呵。）
三、大宋向日本租借对马岛与博多港以便于开展海上贸易。（租期、租金以及支付方式都在条约附则中备注，即以赔款抵消。）
白纸黑字写下的条约很简单，包装起来完全就是无懈可击的平等条约。只有北条时宗等人知道，日本就这么莫名其妙的失去了对马和博多，但这或许已经是日本方面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了，至少大宋（商团）退兵了，危机解除了，和平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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