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頵竖起一指道：“大司马所得其一，不问门第，广招人才……”
其实关中群僚，也不是全都不问门第而仕的，其中有不少都是旧日高门出身，甚至与裴氏有亲眷关系，裴该皆录用之。这一来是因为初起步的时候人才少，又良莠难辨，只能先紧着熟人用；二则高门子弟，尤其是旧日官僚，起码比那些寒门士子经验要来得丰富一些吧，授职任官，比较容易上手。
大司马三军当中，自然多是从卒伍中简拔的寒门乃至庶民，主要行政官员则仍以高门世家为多。但即便如此，亦有徐渝、路德等在，且裴该还曾经打算任用郁翎来负责商部，则其用人不问门第，唯才是举，已然可见端倪了。
至于更次一级的官吏，则多数通过上回考试而征得，其中的寒门庶族不在少数。
陈頵说了一通任人唯贤，不看出身的好处，随即又竖起二指来：“所得其二，行台制度，仿之朝廷，分部任事……”
原本的行台，只是临时机构而已，体系粗陋，职能残缺，实话说很难统筹方面之政。裴该既更旧制，又新设十二部，职权明确析分，使得结构严谨，减少部门间推诿和扯皮的可能『性』，确实是让陈延思击节赞叹的。
因为从汉代直到魏晋的台省，与后世的尚书省不同，尚书仆『射』与诸尚书品秩相等，且诸尚书虽云分曹理事，其实职权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后世的国务院，唯尚书令可比总理，仆『射』则是常务副总理，诸尚书都是副总理，虽然各有分管，却还并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长。
只有确定国务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职权才能明析，责任才能分明。
陈頵说的第三条，是：“兴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试，选用官吏。”前七个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认同的善举，后七个字则符合陈延思个人的政治理想。
这所谓“三得”，句句搔在裴该的痒处，他不禁遍体通泰，若饮醇醪。但是随即就说到“三失”了，陈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当时普遍认为，农业是国家第一要务，工商则只是末业而已——当然就社会发展水平来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该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力，繁荣经济，奖励工商业，陈延思也认为并无不妥，但问题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农业齐平的位置上来啊！
主要就是裴该解除了一系列对商贾、工匠的禁令，甚至于工、商之家，也能出仕为官——虽然就目前而言，多为小吏——这使陈延思很难接受。
陈頵道：“工匠习末业，若诚能造器械，有利于农，加以奖掖，还则罢了。商贾逐利，不知仁义，是故历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咸知商为贱业，虽一时富有，但朝廷颁诏，顷刻间其家可破。
“今大司马除其禁令，使商贾皆能着绫罗、居广厦、食膏腴，甚至养宾客，则人必慕之，倘若皆风从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于国家也！”
这也是老生常谈了，裴该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经跟裴嶷等人就这个问题辩论过很久，对此早有应对之策。于是他笑笑说：“卿言商贾逐利而不知仁，我以为未必。如郑之弦高，犒秦师而救国，彼乃不知仁义，且有害于国家么？”
陈頵反驳道：“败秽之中，偶有芝兰，不足为凭。”
裴该便道：“则若舍败秽而不顾，即生芝兰，其谁知之啊？我今唯用芝兰耳。”
陈頵说芝兰你当然可以用啊——“既云考试不问门第，则可驰商贾之家不得为吏之禁，若有才俊，试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旧禁，不可废弛。”
裴该正『色』道：“延思，譬若贫瘠之土，不可为农，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抛荒好呢，还是任由稗草生长，可以偶获芝兰好呢？若其滋蔓，自当剪除，使不为害；但若天然设限，过高者锄，恐怕芝兰永不会生啊。
“历朝所设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贵，然而贵者独能富，卓氏、程郑，终不能与官商比类，由是遂生石崇……”
市场就这么大，民间资本起不来，官僚资本就会进入，结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类的官商，其对整个商业的破坏相当之大。
“如卓、程等，终不如石季伦（石崇）害国之甚也。且农耕之家，若止力田，不过小康，凡阡陌纵横者，莫不因侵吞起家。于彼等而无商贾之禁，人不以为贱，难道百姓都会仿效，去侵占他人田产不成么？”
——封建时代，等级制度森严，是什么等级的人，就相应什么等级的衣食住行，否则便是逾制。不过对待大地主，却没有象对待商贾那样，有特殊的禁令颁布——虽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况下，管理得也不严格。
裴该长篇大论，却貌似并没有说服陈頵，对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二人当场辩论不休。旁边儿熊远瞧着大司马的脸『色』有点儿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赶紧找个机会『插』话，问陈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阐明，不知其二失为何啊？”你别揪这个问题不撒嘴啊，还是先说下一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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