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德四年二月，陶侃终于击破李寿在绵竹的防线，进迫雒县。
雒是益州旧治，距离成都不过百里之遥，且无险阻。而李寿既败，李班又被陆和围困在阆中，则成都可用之兵，已不足万众了。
因为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使得成军只能打顺风仗，一旦遇挫，士卒必然奔散，还肯跑回成都去为李家效命的，少之又少。到了这般境地，李雄再无回天之力，不禁气沮，旋在李骧的反复劝说下，打算去帝号向华朝称臣。
李寿倒是还不肯罢休，建议暂且放弃成都，南退至犍为郡内，聚集兵马，图谋再举。但且不论这主意有多么不靠谱，以他败将之身，如今放屁也不响啊，终为李雄所斥退。
于是李雄就派李骧去往陶侃军中商谈条件。李骧先提出来，希望能够去帝号而为华藩，并交出三巴和益州之半，仅守蜀郡以南地区，以换取陶侃的退兵。陶士行并不正面回答，只是笑笑说：“大军既至雒，旦夕可临成都，则李仲俊（李雄）尚望王于蜀地么？”
我也不要求你无条件投降，但你们提出来的条件，能不能更有诚意一点儿啊。
李骧颇感无奈，于是极言李氏本无外于中国之意，纯属为故晋官吏所逼，无奈而割据梁、益——“素闻天子仁厚，可能宽恕我主，使免死罪啊？”
陶侃点点头，安慰道：“吾来前，亦请天子之命，将如何处置李氏。天子云，李氏虽然割据一隅，不从王化，终无大杀戮百姓之恶，反有恩惠于益州，与胡、羯不可并类，自然不必显戮。若肯幡然改悔，可如昔刘禅、孙皓故事……”
也就是说，李氏一族只要肯投降，随军内附，不但性命无忧，且还能长享富贵——当然啦，几代之内，别想要彻底的自由了。
然而陶侃随即将话锋一转，道：“只是，若李氏止王于梁、益，还则罢了，竟敢僭号称帝！则不知究竟何人怂恿李仲俊啊？虽百死不能赎其辜也！”
这话就说得很明白了，于是李骧返回成都之后，即奏明李雄，将前丞相范贲诱至朝中斩杀，随即李骧就捧着范贲的首级，二入华营。
——当初撺掇李雄称帝的本是范长生，可惜范长生早就已经挂了，故而李氏才斩其子范贲，以表示自家的诚意。而陶侃之所以授意李骧杀范贲，一是为了威吓尚不甘愿臣从的李氏族人、臣僚，二是明宣篡僭之恶，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当下见了范贲的首级，陶士行便即点头道：“可矣——吾当先入雒。”
于是雒县打开城门，放华军进入，陶侃在城中歇兵三日，以待李雄做好投降的准备。甄随对此表示不满，说：“既已得雒，当直取成都——倘若李雄假意出降，其实南逃，又怎么办？”
陶侃笑道：“彼若敢逃，举族殄灭——自可由甄将军率兵往追，将军岂不愿乎？”
甄随心说我腿脚要还利索的话，当然希望李氏不肯投降，我好把他们全都杀光啦，只可惜……
三日之后，华军主力离开雒县，进至成都郊外，李雄果然自缚舆梓来降，陶侃乃亲解其缚，命撤其棺，然后拉着李雄的手进入了成都城。
成国——原本历史上，李寿篡位后改号为汉，故而史称成汉——就此覆灭，李雄被押至洛阳，降为朱提侯。
终究李雄并无大恶——实话说当晋末天下大乱之时，李氏在益州自立后，颇为关注民生，尚能保安一方，对于地方而言，其功不下于凉州张氏——所以就不必如晋对待孙皓那样，给个“归命侯”之类极不厚道的恶号啦。
且说李雄既降，李班等亦不能独存，周边郡县，乃陆续降附。自然还有坚决一条道儿走到黑的势力存在，陶侃乃命陆和、周抚等分兵往定。
前后招收李氏降卒不下三万之数，其中巴蜀之民，全都释归陇亩，至于略阳氐和原本跟随李特兄弟入蜀的关西百姓，则计划分批迁回雍、秦二州。
想当年李氏之所以在蜀地造乱，进而割据一隅，除了晋吏的逼迫外，很大一个原因，乃是主客之隙——也就是流民和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倘若仍将这些流民安置在蜀地，恐怕几代人之内，矛盾都不可解，必然导致地方不稳，盗贼四起，所以还不如赶他们回老家去为好啊。
当初流民乃是因为关西大饥，无奈而入蜀就食——否则谁愿意背井离乡啊。后晋吏逐其还乡，但关西饥荒虽解，社会仍不安定，则好容易跑出来了，谁肯毫无希望地再回去？李特兄弟因此才竖起了反旗。如今关西已平，但是地多人少，正好把这些流民迁徙回去，以实两州。
即便李氏等略阳氐，也多以农耕为主，游牧习性十不存一，既然如此，让他们回老家去屯垦，对于国家和对于个人，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至于巴蜀土着的排外情绪，这问题得另做筹谋，尝试逐步消解，若想要利用主客矛盾来控驭巴蜀，必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巴蜀主众而客寡，李氏乃靠着扶持客民镇定地方，难道华朝还能这么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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