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会的权力，总是与战争结果息息相关。
君主执掌军队，打赢了，威望就高，就能压制贵族，甚至解散国会，加强集权。
打输了……
之前的查理十二世，能力还行，和俄国人打了那么久，虽然被俄国人赶到了土耳其躲避，可是能力还是有的。然而他却在回国后攻打挪威的途中，被一颗意外的子弹打死了——有说法，说是他妹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开了一枪，引发了卫兵的反应，流弹误杀。
因着他死了，他妹妹的继承权顺位又在他外甥之下，所以国会自然而然地执掌了大权，废弃了绝对君主制。
要搞定贸易问题，首先要搞定议会。
而和俄国的多年战争，使得议会中的激进派们，无一不以“击败俄国、收复失地”为目标。
这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道德绑架，终究大顺和俄国在此之前爆发过战争，而且大顺又和法国眉来眼去，这一次又归还了大北方战争中被俘的瑞典俘虏，这让许多瑞典年轻贵族喜出望外：这是个天然的盟友。
此时瑞典的公共知识分子们，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和伏尔泰等人一样，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们，会虚构一个理想国。既然“地上天国”太虚无缥缈而且和宗教绑定，那么就需要虚构出一个现实存在的理想国，来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个理想国不能离得太近，如果离得太近，很容易被人去亲眼看到，然后必然幻灭。
所以这个理想国得很远，寻常人接触不到，才能可劲儿的抡圆了吹，夹带自己的私货。
这个理想国必须长寿且强大。
绝大多数普通人，都是嫌贫爱富且以成败论英雄的，越富庶、越强大，这个理想国就越有吸引力，成功者拉屎都是有道理的，失败者努力都是浪费时间。
比如几年后瑞典人为了鼓吹议会制和出版自由，出版过一本书，叫《唐帝国（618-907）的审查制度》，吹嘘道：唐帝国的皇帝是文明的皇帝，他们走进民居，倾听每一位民众的呼声。他们为民众谋求福祉，任何人民都可以向皇帝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要是不知道的，看过这本书后，估计要以为唐朝就有自由出版法案和全民议会制了。
正是越缺啥，也要在“理想国”中描绘什么。
瑞典是此时欧洲出了名的“莫谈国事”——不允许出版任何政治书籍，只要是写成字就不行，甚至包括私人信件——如果私人信件大谈国事，一样要被判刑。
这种情况下，国会很容易被煽动，民众的思想也很容易被控制。对俄国的复仇主义思想，可以讨论，但是不准写字。民众愚昧到了极点，很容易被商人、贵族、有钱人煽动，这正是这些东印度公司股东们可以操作的地方。
比如卡姆比尔所说的，谁不支持大顺的商人参股，谁就是卖国贼。
这是个绝佳的切入点。
而且……此时的瑞典，一场党争正在酝酿，这些东印度公司的股东们，可以决定这场党争的失败者是谁。
…………
斯德哥尔摩。
瑞典的国会是与别处不同的：都是分成等级和党派，开会的时候比谁的嗓门大，假装可以做出决定国策的决定。
等级院却不同，他们分为四个等级，多出了一个农民等级，因为瑞典的农奴制和封建制并不完整，超过一半的农夫是自由农民，而非隶属于贵族庄园。
国会召开的时候，议员们商定法律和税收——这是1723年女王王夫上位的妥协，之前是没有的——议员们会按照指定的税收标准盯着，谁违反了谁就下台。
法律和税收，并不是国家的全部内政和外交，真正治理国家的，也不是这个乱哄哄的议会，而是一个75人的秘密委员会，以及一个在议会休会期的参政院。
贵族、僧侣、商人和小市民、农民，虽然都有四个等级的国会议员，但75个参政院秘密委员会里，并没有农民的存在。
曾经的女王的丈夫、现在的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伯爵，是真正主持国政的九人参政会中，唯一有两票的人。
不过自从1723年新法否决了双王共治和绝对王权制，将立法权交给国会之后，国王便忙着找情人和生孩子——正妻无所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
反正他是神罗的伯爵，自己在神罗有封地，王室开销不用看这群瑞典人的脸色。
此时真正主持瑞典政策的，是瑞典的首席大臣，阿维德·霍恩。
如果只是从政策上看，这是一位温和派。但如果说的难听点，这位叫“英俄派”。
他的脑子还是比较清醒的，瑞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不再是那个脚踢神罗、殴打北方的雄狮了。
所有的政策出发点总结成一句话，就是韩非子的那句“国小而不处卑，力少而不畏强，无礼而侮大邻，贪愎而拙交者，可亡也”。
阿维德还是很清醒的，打不过俄国，越打越完蛋，不如老老实实的，别去收复失地，别渲染复仇主义，搞好和俄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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