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的几日，又探讨了关于印度贸易的问题、关于接手波斯荷兰东印度公司商栈的问题、关于公司利润股息最高额度和高积累政策问题、关于银行纸币与银锭兑换问题、关于开普敦设置补给站和马达加斯加海盗补给站问题；阿姆斯特丹荷兰股份分红问题；董事会要下辖商业情报机构问题；股东占股比例和职业经理人决策团分开问题等等。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是对的。
但别人的政策要不要全学，需要具体分析。
就像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奇葩的“一人一股制”，不说本身这个政策就不对，标准的既不资也不封，是资本主义和封建行会的融合怪。
而且英国东印度公司这个政策本身，就是对了对抗政府议会和王室的，为的就是防止有高额股本的贵族攫取公司控制权，靠商人阶层的人数优势，搞一个以1000磅为基准线的对上平等、对下高一等。
然而大顺是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朝廷会认为这公司是要作死。
还有荷兰在东南亚的诸多政策，一方面是因为荷兰商人的短视，一方面也是因为荷兰在东南亚的人口不足。
大顺这边，既有刘钰在这顶着，不至于出现荷兰那种公司和联省议会政府五五开的情况；也不会去考虑东南亚的本族人口不足之下的特殊政策。
总之，这次会议的最终目的，也算是达成了，在公司制度上完成了“东印度公司模式的转变”。
这一点非常重要。
虽然一开始一众股东参与大会的目的，就是为了知道到底赚了多少。
但逐渐被种种“开眼看世界”、“辩证去看异同”的讨论所吸引，甚至逐渐淡化了那种迫切想知道赚了多少的心情。
一直到大会的最后一天，刘钰才非常高兴地做了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业务的财务报告。
成果喜人。
西洋贸易公司的主要盈利市场，主要分为四个区域。
南洋贸易区。
印度和波斯贸易区。
非洲和南美贸易区。
欧洲贸易区。
这里面最让这些股东料想不到的，还是非洲和南美的贸易额。
大顺在非洲并没有殖民地，但早在馒头奉刘钰之命前往瑞典考察航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和马达加斯加的海盗们接触。
等着西洋贸易公司正式成立，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共和国自封的海盗王，约翰·芭蕉，也有叫约翰·普兰廷的，就开始了和大顺的正式合作。
大顺的西洋贸易公司，这一次插手非洲和南美，算是赶上了“时代红利”。
历史上，约翰·芭蕉的转型，要到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之后。他转型的方向，是奴隶贸易。
至今，塞拉利昂海岸上还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岛屿，普兰廷岛。当时塞拉利昂的奴隶都要在这个岛上分装，挑拣。
而他能够转型的重要原因，是詹金斯耳朵战争，英国没打赢，不得不和西班牙签订了《马德里条约》，英国放弃独家为西班牙殖民地输送奴隶的“义务”。
当然，他之所以从加勒比跑到马达加斯加，也是因为时代因素。
一来加勒比地区前些年正在严打，各国的有私掠许可证的私掠船、海军、巡航船，都要对付海盗，重拳出击，抓着就绞。
二来1720年左右，奥、荷、丹、瑞等国，都开始进行贸易。而对华贸易就必须要经过马达加斯加附近的海域。
抢一艘东方货物船的价值，可比抢一艘加勒比货船的价值要高，而且这里还是中、欧这两个有能力围剿海盗的地区的“三不管地带”。
一些老海盗，不懂得转型，没有认清新形势，依旧还在加勒比地区混。死的死、完的完。
而约翰·芭蕉则及时转变思想、拓宽思路，跑到了马达加斯加。
历史上对他的评价，商人身份要高于海盗身份，是比上一个马达加斯加的海盗王鲍德里奇更有商业头脑的海盗商人。
上一任海盗王鲍德里奇是傻乎乎的连“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都不懂，看着奴隶贸易赚钱，脑子一热就直接抓马达加斯加本地的奴隶，结果被当地人赶走的。
新来的海盗王约翰·芭蕉至少懂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将马达加斯加作为狡兔三窟的一窟。
马达加斯加是有很强的海盗传统的，许多“优秀”的前行业内大佬，或是在加勒比卷不赢、或是老了在加勒比卷不动了，都跑过来留下过血脉。
之前马达加斯加的海盗，就试图和瑞典东印度公司合作，因为最早一批在马达加斯加落脚的海盗，很多是北欧人——这些维京海盗的后裔，是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失败者，既打不过荷兰组织的犹太锡安海盗，也打不过专业的英法私掠者。
刘钰早就盯上了这群人，之前就接洽过。
这些海盗的路子野、关系宽，借助马达加斯加的地理位置，走私路子非常广，毕竟要销赃嘛。
既然此人历史上能转型成为知名的南美奴隶贩子，也算是个优秀的“潜力股”。刘钰还拿出了一部分股份转卖于他，这约翰·芭蕉也算是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的一个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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