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大顺死拖下去，就是不给法国人面子，就是不登陆英国，那么法国这边也没办法。
而之前借助人参贸易给了法国诸多好处，使得法国死保加拿大，也使得只要加拿大还在法国手里，北美的分离倾向就会降低。
英国这边，则只要大顺这边继续拖长战争、持续走私，形成既定事实，就可以让英国不得不放弃原本奇葩的极端重商主义政策——只要走私的过于严重，那么理论上大顺随时可以分离北美，制造一场反叛。但大顺不会去做，这就是开窗户道理：我要把房顶拆了，这时候再说要开窗户，英国人就很容易答应了。
至少再制造一场二十年的和平，印度问题大顺即可基本解决，国内的工业力量也将发展起来。到时候再抛出蒸汽驱动的走锭精纺机，欧洲再干起来、印度再炸了，那就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了。
所以，大顺此时很需要和北美的商人集团合作。大家谈一谈，尽可能妥协，不要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闹分离。
很多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利益冲突。北美的分离当然也是。
纵然说这群清教徒魔音入脑、魔怔的可以。
但是，实际上，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写的是那么激昂、那么引经据典，又是《马太福音》、又是《士师记》、又是《撒母耳记》的“注经”，正合这些清教徒的意识。
却也远不如英国一纸《魁北克法桉》宣告的俄亥俄土地投机公司的圈地非法导致的怒火。
土地投机商那么多钱白投了，不把英国政府弄死，那这钱不是白花了吗？这是富兰克林转向反英的关键事件之一，因为他是俄亥俄公司的创始七十二股东之一，买卖有点大，1500万亩的圈地。
庸俗点看，这是一个和俄美公司做假账参与十二月党人起义、苏北垦荒公司挪官银参与辛亥火烧江苏衙门公款账目、苏格兰资本家和贵族投资巴拿马破产把苏格兰主权卖给英格兰换钱，差不多的故事。
简单来说，钱的事。
钱的事，钱来解决。
向心力的事，大顺来解决，大顺已经组织了一批北美西北海岸的“夷丁森林轻步兵”准备前往东海岸，出枪出炮出牛痘帮着印第安人部落搞一波大起义，让北美十三州亲英。
故而，贸易大使贸易专员，在和这些北美商人念经的时候，只念贸易经、不念分离经。
虽然其实这时候念分离经，比较容易。
但念贸易经，也不难。
随便念了一段经：
走私就从不怎么太道德，神圣成这是为了民计民生的伟大事业。
在战争期间和中法贸易，就从有点不太讲究的叛国，神圣成了真正的爱国就是要在战争期间和敌国贸易。
一起组建价格联盟和区域销售同盟，就从换了种形式的专营垄断，神圣成了这是大家协商后的共同选择。
并且还发给了汉考克等来这里的商人一本名为《以民为本的新贸易理论》的小册子。
最后，汉考克等商人，拿出来了大约40万英镑的白银和黄金，换了一批茶叶等商品。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毛皮、蜂蜡、松节油等贸易品。
大顺这边能要的货物，也就这些。理论上其实还可以买一些酒、生铁什么的，回程的时候在塞内加尔等地卖一卖。但此时还是中法同盟阶段，这种容易引起外交纷争和不信任的事，暂时也没必要做。
《仙木奇缘》
别的东西，也真没法运。
然而这些货物，加上那40万英镑，仍旧无法把这几条船上的货都吃了，甚至只吃茶叶都吃不下。
贸易大使便终于图穷匕见，和汉考克等人提出了关于把北美有头有脸的大商人都叫来开会的事。
这些货，暂时会放在哈瓦那的仓库，西班牙暂时对大顺的船队开放了哈瓦那。
建议北美那些有头有脸的商人们，到时候来巴哈马，既是把这些货都运走，也是谈一谈贸易的问题。
当然也包含政治上的问题，即战后英国要达成什么样的条件，他们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这本质上还是个经济问题。
如果可以，大顺会派军舰去波士顿，护卫这些北美商人来巴哈马开会。如果商人们更希望在北美大陆上开会，大顺这边也可以派人过去，这都好商量。
私下里，和托马斯·汉考克商议过后，他还是认为最好在北美开会，而位置最好还是处在十三州中部的费城。
时间就定在了明年四月，他会帮忙联络，当然大顺也保证汉考克公司是波士顿地区茶叶棉布瓷器的指定经销商。
在此期间，大顺会在巴哈马地区把这些茶叶什么的卖出去，和走私船直接在岛上交易。
而至于明年四月的费城会议，贸易大使琢磨着待直布罗陀攻下，在哈瓦那修整后，也不急于直接帮着法国去救路易斯堡。
不若建言直接把费城攻下，顺带开个会，倒也可以。那里防御不足，也没多少兵，只要当地的商人和有头有脸的人物帮帮忙，几无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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