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靠的，是手里依靠大型晒盐场和蒸汽提卤的巨大生产力发展所提供的、让当时的大商人近乎绝望的“商品”——你不是低买高卖、囤货居奇吗？我这边的盐价不断往下降，我倒要看看你能吃多少？你有本事，你银子多，就把川南地下的井盐和渤海黄海的海水，都吃下去。
就粮食问题，大顺有没有可能搞类似的手段？
理论上，可以。
平籴法。
现实里，没戏。
大顺弄个盐，都鸡儿费劲，刘玉折腾了那么久才改革成功，准备了许久。
就大顺这行政能力，还想玩平籴法？盐和粮食，那可不是一样的东西的。不论是消耗量、储存仓库、运输、要解决的问题，那都差了一个数量级。
要搞平籴法，有两个思路。
要么，来一波大改革，解决从明中期白银税代替实物税改革之后、或者说从明早期构建就有点问题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问题。
地方取消一些白银税，退回去收实物税，比如收粮食等。地方各仓，得有粮食，才能玩平籴法。
而征收实物税，又会带来新问题。
储存成本、贪腐、倒卖、火龙烧仓……
还有，粮食不能自己飞到仓库里，这又绕回了漕运改革的问题：粮食不能飞到仓库，是不是得出劳役运粮食？运白银的运量，和运粮食的运量所需的人力，能一样吗？
而出劳役，则又等同于“劫贫济富”。
士绅老爷出劳役吗？
最后出劳役的是谁？
胥吏手里拿着劳役权，不又得来一场狂欢？让你出劳役，你就家破人亡；你不出劳役，那就给钱。
要么，发展生产力、尤其是发展运输力量。
内地没有海运优势，那就勐搞大基建。
搞运河。
搞火轮船。
搞铁路。
等等。
搞到刘玉说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具有现实意义；搞到东北的粮食一个月内能出现在湖北……
而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比如，刘玉对海运的改革，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商船注册手段、以及商船履行强加义务为基础，实质上是让海商，均摊了大顺培养水手、海军、造船、以及紧急状态下的物资运输的成本。
比如说搞对日贸易的商船。
利润极高，因为大顺授予了他们垄断权、日本幕府那边也想拿到专营的关税，所以两边一起缉私，保证了垄断专营。
所以，刘玉说，你们要履行注册商船、战时征用、培养水手、强制安插实习军官、必要时必须运输军事物资的义务。
这些义务，很沉重。
历史上，西班牙这么搞，搞崩了。
大顺则凭借的自身是商品生产国和生产力进步的实质垄断倾销效果，让这些商人扛着沉重的“义务”，依旧美滋滋。
这也是大顺参与一战的基础。
否则的话，跨大洋作战的后勤补给、水手、海船等，全靠大顺财政养着专业军用运输船，能把大顺的财政直接拖死。
而如湖北的粮食问题。
河船和海船不一样。
小火轮船，就算投入实用，现在性价比最高的，也是用在长江逆流运输上。
大顺不是统制经济。
甚至连大宋的重商主义水平都没达到。
各种商品管控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更没有说啥玩意儿都官营的水准。
既如此，怎么搞？
想要做到随时能以南洋等地的粮食，平抑湖北的粮价，就需要有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
而极强的长江逆流运输能力，是以经济、贸易、商业为基石的。
盐之类的，可以这么搞，因为运输量不是太大。大不了养一支专门的运盐船队，回来的时候捎点茶叶、生丝、从鄱阳湖过来的江西瓷器，那也就够了，足以维系运转。
大宗商品……
这么大的运力，也就意味着，湖北的小农经济，要瞬间崩盘。
这不是说湖北一地的问题。
而是，现在湖北的家庭手工业经济，尤其是纺织业，是以“川盐入楚、楚布入川”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只说纺织业，航运业，一旦小火轮发展起来，这又涉及到数以几十万计的船工、沿江运输的河工等人的生计。
而湖北虽然地处江汉平原，但小农经济制约。论棉种改良，不如两淮草荡圈地后的大片棉田；论纤维长度，比如印度爪哇等地的棉花；论纱线成本，远不如松苏地区从印度运过来的棉纱。
之前制约大的全国市场的问题之一，就是物流、逆流成本、运输成本。
包括之前欧洲，休谟说的“大海是天然关税，否则欧洲全都是中国制造”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运输能力一旦进步，一旦允许商业继续发展，都能搞大规模粮食运输了，这运力，松苏地区凭借棉花成本、棉纱成本等，不直接一波把湖北的棉纺织冲死？
历史上，湖北小农经济的崩溃，就是二鸦之后的子口税问题。
而同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早期贸易，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因为运输成本固定，故而公司倾向于运输高附加值的商品。棉布，优先于棉纱；棉纱，优先于原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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