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麟乐得清闲，不问家业，只顾与妻“逍遥”。家族实行同居共财，张玉麟夫妻并没有花销家族的“闲钱”。
张玉良是个出色的商人，家族重大商务均由他抉择执行。
二嫂崔秀英在家族解体后这样评价他：
“玉良为人节俭，也很勤力，下班后也不愿休息，坚持继续工作，这是张家优良的传统。不过，有时他却颇自私，不为别人着想..奶奶最疼爱玉良，他很有少爷脾气，只要有逆其意，使会掷电话，甚至将桌上的物件全摔到地上。在家中他是‘小霸王’，每个人都要迁就他。”
对张玉良，香港作家何文翔这样评述他：“张玉良虽然是香港的超级富豪，但却十分低调，除在1970年10月出席大丸百货十周年纪念的酒会外，多年来极少公开露面，也从未接受过传媒的采访。张玉良给公众的印象，是个拥有大量财富的神秘人物，新一辈香港人知道他家底的并不多。”
张家的灵魂是老祖母郭庚。由于她的健在，家族成员相安无事，恪守同居共财。这在西方文化浓郁的十里洋场香港，能保持古老的家族宗法制度，委实不易！
1977年，张祝珊夫人郭庚逝世，家族立即爆发灵堂之争。
郭庚按佛教礼仪火化后，其子张玉良向殡仪馆订了一副三千港元的棺木。三哥张玉麟却坚持要买最好的，两兄弟立即在灵堂吵起来。
这是张玉麟第一次自作主张，为“钱”的事与其弟弟争执。张玉良退让，张玉麟买了一副五万港元的上等棺木。
老祖母去了佛国，灵堂之战预示着留在凡间的张家后人人心涣散，家族裂痕日益加深。
1978年底，张玉良以家族公司张兴业堂的名义发出指令，限所有家族成员必须在1979年3月15日前全部迁出麦当奴8号的祖屋。
凡愿迁出者，每房可得150万至300万的“分期赔偿”，每房的每名子侄可得馈赠70万至80万。以后公司不再负担家族成员开支。
其中已逝的老二张玉麒一房，与张玉良一房，属200万“分期赔偿”一档。老三张玉麟特受优待，最终可得300万元。
明眼人谁不知道，赔偿总额，只是家族巨大财富冰山之一角。张玉良鲸吞家族财富的野心昭然若揭。
但家族成员都怕一贯霸道的张玉良，更怕得不到家族公司的赔偿，先后凄凄惨惨搬了出去。
唯有老二张玉麒的遗孀崔秀英抗迁。她同子女及女婿罗德丞商量，认为若接受建议，张玉良便会攫取家族成员齐心协力攒下的家产。
罗德丞出身于香港着名状师世家，其父罗文锦是香港最有地位的大律师，其母何锦姿是何栋爵士的长女。
罗德丞在律师界的名气不亚于父亲，1974年进立法局任议员，是最年轻的华人议员。
有女婿撑腰，崔秀英决定挫败张玉良的“阴谋”。
张玉良还有一个难对付的角色，就是三哥张玉麟的妻子谭爱莲。她出身名门，亲戚多有钱有势。
但所发生的事，令张玉良感到意外，三哥三嫂并未争吵而自动搬出。
张玉麟夫妇早就不愿住在清规戒律森严、满屋子封建气息的祖屋。张玉麟一贯淡漠钱财，嗜好文娱。
但听家族成员“数落”四弟，他觉得张玉良做事太过分，尤其是对待违迁的二嫂崔秀英，其做法令人发指。
张玉麟受此刺激，于1979年3月25日，突发心脏病去逝。张家第二代，唯剩张玉良。
迫迁起于1979年2月10日，张玉良指示张兴业堂在祖屋各层贴出告示，所有住客必须在限期内迁出。
崔秀英即表示抗议，声明不迁，并叫来表姐李笑、同学欧瑞仪伴她同守居室。
张玉良在幕后指挥，令张兴业堂的员工把水电、煤气、电话线截断，砸烂崔秀英居室的门窗，并派警卫看守，只准出不准进。
崔氏三人无饮水食物，只能用绳把子女送来的给养吊上来。
张玉良见崔氏“负隅顽抗”，指使人在屋外安上栏杆，使崔氏的绳钩够不着。崔秀英被迫撤离，急电向在英国度假的女婿罗德丞求救。
崔秀英向法庭申请禁止令。经法庭调解，张兴业堂同意在原址兴建物业后，让崔秀英居住1500平方英尺的单位，另有附加条件。
这意味着，崔秀英将得不到张兴业堂公司的“补偿”。
“豪门恩怨”并未就此结束，崔秀英继续就家族财产分配问题诉诸法庭，希望讨个公正的说法。
港九沸沸扬扬，传媒追踪报道这宗家族官司。张玉良先下手为强，委托香港大律师行，聘请十多位御用定，某家律师行接受了诉讼一方的委托，就不得接受另一方的委托。
幸亏崔秀英女婿罗德丞拥有一间律师行，由其出面，聘请列显伦、邬玛士及麦当奴三位大律师做崔秀英的代理人。
崔秀英的律师在港府公司注册处查册，张玉良一方采取紧急行动，控股公司一家接一家注册，速度比查册还快，到开庭时，注册公司已逾百家，全部为张玉良幕后所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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