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玉钢同时感到，外资银行歧视华人的一贯做法，很大程度上是华夏买办人为造成的，他们既是中外商务交流的桥梁，又是两者间的鸿沟——他们为的是维护既得利益和至尊地位。
在某些时候，华夏人歧视华夏人，更甚于洋人歧视华夏人。
桑达士负责在香港的借贷, 在港商眼里，是个比大班还更有权势的人物。众港商莫不嫉羡包玉钢，某些银行买办对他恨之入骨。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包玉钢并未从桑达士手中借到一分钱。
1955年，初涉航运业的包玉钢，购买了第一艘金安号旧船。桑达士未给四处碰壁、几乎山穷水尽的包氏一分钱支持。
其后, 包氏的船队扩大到7艘旧船, 将其中一艘押给汇丰, 才从桑达士手中获得小额贷款，作为流动资金。
桑达士很欣赏包氏低价长租的经营方式，也为环球航运公司的发展感到高兴。他知道包玉钢梦寐以求造新船，但他仍不打算成全包氏。
当时香港的银行业有一条下成文的规矩，行中人称之为“黑书”：请不要投资于航运业、航空业和电影业。这几个行业风险极大。
1961年，桑达上与包玉钢进行了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次会晤，把汇丰与环球都推向顶峰。
会晤地点在名叫“香港会”的西人俱乐部，两人坐在蓝厅临窗雅座。包玉钢开门见山：
“桑达士先生，我想向日本造船公司订造一艘新船，排水量为七千二百吨，船价为一百万美元。我已和日本一家航运公司谈妥，船造好租给他们，期限为五年，第一年租金为七十五万美元, 我想向你借这个数。”
这使桑达士甚感为难。最后两人敲定，如果包玉钢能从日本银行开到银行信用证，桑达士就兑现借钱。
结果, 包玉钢开到别人都断定开不到的LC，桑达士君子无戏言，终于打破“黑书”行规，借钱给包氏造船。
当然桑达士并非完全出于料定包氏开不到LC而贸然与包氏打赌。
当时世界航运业蓬勃发展，市道看好，拥有船只，犹如拥有一座海上金矿，高额的盈利足以抵消船只的风险。
包玉钢的保守经营作风，与银行业如出一辙，桑达士熟悉包氏，亦熟悉包氏的环球，所以，他敢与包氏打这个赌
事实上，“黑书”并不是一成而不可变的。汇丰与环球，联手打破“黑书”中不可投资航运的禁忌。
其后，汇丰与国泰，又打破“黑书”中不可涉足航空业的先例——贷款购买价值更昂贵的大型波音喷气客机。
董浩云指责的是事实, 这正说明包玉钢与汇丰的关系不一般。
香港作家冷夏、晓笛在其《世界船王——包玉钢传》中借用一句话，形容包玉钢与桑达士以及汇丰的关系：
“桑达士的最大功绩，是发掘了包玉钢。包玉钢的事业，是凭藉汇丰银行发展起来的。桑达士令包玉钢发达，包玉钢令桑达士升级，令汇丰银行跑赢渣打银行。”
桑达士的另一大功绩是，他打破了外资银行不贷巨款给华商的陈规。
六七十年代，正是华商迅速崛起、英商徘回不前的时期。贷款资助华商，既成全了华商，又为汇丰带来惊人的盈利，银行与客户，从来都是相依相存、互惠互利的。
1971年，沉弼就任汇丰银行总经理，1986年沉弼卸去汇丰董事局主席一职，这一时期被称为汇丰的沉弼时代。
汇丰银行在沉弼手中获得更惊人的发展，因此，有必要对沉弼的身世作一些简介。
沉弼的英文名Midberg，“沉弼”是他来华工作取的中文名。沉弼1927年5月31日出生于英国，父亲是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职员。
1945年，沉弼18岁，刚从高中毕业。那时盟军已获得欧洲战场的全胜，不过世界仍不太平，参军是热血青年的义勇行为。沉弼回忆道：
“那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充满爱国精神。如果你提前志愿参军，你就有选择到什么军队服役的机会；如果拖延时间，在最后的时刻彼征入伍，你就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可能被派遣到你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沉弼在英国受了装甲兵课程训练，之后，他选择了到印度服役。
印度是一个古老的国度，是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是一片充满神秘的地方。沉弼去时，正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之时，印度人民在圣雄甘地号召下，进行非暴力抗争。
事实上，暴力活动不断，局势动荡不安。英国人的至尊地位受到动摇，沉弼领略的军营生活，并无大多的浪漫色彩。
沉弼分配在英国驻印第六长矛骑兵团，驻扎地点在与阿富汗交界的科哈特。
英军骑兵中队和锡克族骑兵分队共同守卫。锡克族人更能吃苦，沉弼在科哈特，增长了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
1947年，沉弼调往北非的利比亚，英国的皇家龙骑兵守卫军，驻扎在濒临地中海的班加西。这是一个海港小城，城中有夜总会，是英军官兵寻欢作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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