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田丰陷入沉思，李鹏飞淡淡一笑，没有再追究之前的问题，反倒是跟他算起了一笔账：“本朝一个五口人的农民家庭，每年粮食消费约谷150石左右，加上食盐和衣服费用，全年最低限度的生活费用约需240石左右。如果一个家庭的收入达不到他们所需要的最低生活费用，他们就不免要陷入饥寒交迫的境地，更不要说维持来年的耕种了。”
田丰点点头，他虽然出身士族，但对于这些还是有所了解的。
李鹏飞又说道：“现在一大亩田大约可年产粟3石，一小亩可年产粟2石左右，也就是说，耕种百亩土地的五口之家，全年可收获粮食200石左右。但是本朝不少庶民家庭占有的土地实际上都不足百亩，一般只有几十亩甚至几亩，一年只有一百多石或者更少的收入，扣除各种税赋之后，已经所剩无几，根本无法生存。”
顿了顿，李鹏飞又问田丰道：“你知道本朝皇亲国戚，列侯贵族，官僚士族的收入一年是多少吗？”
田丰点点头，他毕竟是在京师洛阳当过侍御史的，那是御史中丞的属官，秩六百石，因此对官员的收入还是有一些了解。
李鹏飞没有等田丰回答，自顾自的说道：“皇亲国戚，列侯贵族的收入主要来自各人的封地租税。封邑越多人口越多，租税也越多，有的列侯每年租税收入就达千余万石。至于诸侯王的收入，更是惊人，上亿石的比比皆是。而官吏们以谷物定秩禄，三公秩万石，九卿中二千石，郡守二千石，万户县令一千石，像元皓先生之前担任过的侍御史等九卿属官，以及地方郡国属官，都是六百石，再往下面的县丞、县尉等是四百石。士族豪强们占有的土地，多者达数百顷，甚至千顷以上，他们的收入远远比官吏要高。”
“而且这仅仅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知道的就更加不可计数了。和贫苦庶民的最高收入相比，一个小小县丞和他们之间最小的差距都有四五倍。”李鹏飞的声音高亢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土地。土地都给有钱有势的权贵们抢去了。他们在城里有大片的房子，在乡里有数不清的田地。他们拥有成千上万的奴婢和徒附。而庶民在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多数沦为有钱人的依附。他们除了交纳高额地租和服徭役外，还是他们的奴隶，现在没有这个说法，大汉国不允许有奴隶，但他们和胡人的奴隶有什么区别？家主要他们死，他们还能活吗？”
“本朝自和帝以后，皇帝都是幼年即位，由外戚，宦官轮番把持朝政，朝纲日趋腐朽。州郡官职有时一月轮换几次。官吏到任后，就聚敛搜括，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自安帝以后，朝廷长期对羌族用兵，耗费军饷高达四百万万之多，本朝厚待士族，不对士族收取赋税，因此这一沉重负担自然又全部落到了庶民的头上。若是碰上灾年，就更惨。田中颗粒无收，大批庶民没有收入，只好四处流亡，造成饿殍遍野的惨状，连京师洛阳都有死者相枕于路。”
“但是士族呢？他们不劳而获，照样过着豪华奢侈，纸醉金迷的生活。”
“因为国家财政枯竭，所以经常削减百官俸禄，借贷王侯租税，以应付国家的急需。先帝时期还公开地卖官鬻爵，大肆聚敛。当今天子更加变本加厉，他的后宫彩女都有数千人，衣食之资日费数百金，所以他拼命的搜刮钱财，无所不用其极。他公布卖官的价格，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甚至不同的对象也可以有不同的议价。”
“既然可以用钱买官，贪污就成了合法行为，官吏一到任，就尽量搜刮。朝廷为了多卖官，就经常调换官吏，甚至一个地方官，一个月内就调换几个人。为了刮钱，天子还规定，郡国向大司农、少府上交各种租税贡献时，都要先抽一分交入宫中，谓之导行钱。又在西园造万金堂，调发司农金帛充积其中，作为他的私藏。他还把钱寄存在小黄门、中常侍那里，各有数千万。帝都这样，何况其他王侯大臣？”
“造反？这都是官逼民反啊。这几十年来，造反的人少吗？安帝时，青州张伯路率领流民造反，波及沿海九郡。顺帝时广陵人张婴领着一万多人揭竿而起，他们在徐州，扬州一带坚持了十几年之久。十几年前，泰山郡的公孙举纠集流民造反，在青州，兖州，徐州三地连续作战好几年。在南方和西北，还出现了大汉国的百姓和胡族蛮夷联手造反的事。民间曾流行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大家没有活路了，所以才要造反。”
“我也不愿意看到庶民造反，我也痛恨庶民造反，可他们不造反也是死，造反也是死，相比之下，不如造反了。造反后可以杀死贪官污吏，可以杀死家主恶霸，可以烧掉有钱人的房子，分掉有钱人的财产，大家可以暂时吃饱肚子，临死之前也能享受一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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