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仨地方加到一起，短期的生存在杨麒、贺虎臣、王承恩哥仨眼中不是啥大问题，所以他们很快乐。
粆图台吉不一样，雁门镇是刘承宗划出最大的一个镇，鄂尔多斯那么大的地方被划出两个镇，而一个雁门镇，就跟鄂尔多斯差不多大。
在归化城往东，那从前都是察哈尔的地盘，全是游牧的好地方，不光能游牧，还能种地，好得不得了啊，根本不需要考虑生存的问题。
按道理说粆图台吉应该高兴，但实际上这是令他最不高兴的地方。
如今在那里驻牧的蒙古诸部，像什么喀喇沁、奈曼、敖汉之类，全是他的仇人，他们曾经都是察哈尔部的附从。
当内部纷争不断，外敌趁虚而入，蒙古诸部在女真人黄台吉的指挥下进攻自己的皇帝，召城之役，为后金献上‘使林丹汗损失四万军队’的大礼。
他深恨那些蒙古贵族，不是因为他们投降或叛乱，投降是事不可为之下保命的无奈之举，叛乱在政权不稳的北元历史上也屡见不鲜。
此举并不光彩，却也谈不上可耻。
但他们在没有投降时向后金报告汗庭军事情报，趁林丹汗与大明作战时偷袭汗庭，在黄台吉的指挥下进攻自己的皇帝——很可耻。
国仇家恨，刘承宗这一纸雁门镇总兵官的任命，无疑给粆图台吉蒙上了一层人为营造出的宿命感。
这种使命之下，即使粆图台吉心里一千个不愿意回到漠南同室操戈，却被迫地对出兵迫不及待起来。
暂居兰州的方正化小心谨慎，让锦衣番子观察着发生在兰州的军事调动，不论有的没的，统统打听回来。
番子们化了妆、易了容，在兰州乱窜，任务完成地很顺利，出兵的人员安排、具体时间、各路兵将都从哪儿开拔，打听地比元帅府一些中低级军官还清楚。
好几次番子们偷偷聚首，都相互吐槽元帅府管理松懈，除了军营进不去，这兰州城内外像筛子一样，就没有他们打听不到的消息。
相应的是锦衣番子们每天聊的啥、吃的啥、拉的啥，刘承宗的羽林骑也很清楚，因为每个番子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缉私兵。
出兵这么大的事，刘承宗本来也没打算瞒着方正化，谁知道他还没派人知会，就已经听羽林骑报告锦衣番子在兰州城乱窜起来了，那干脆就不通知了，让他自己打听。
刘承宗倒想看看，这帮人能打听出个什么东西，等他们把打听出来的情报总结完毕，才知道自己也在元帅府的出兵名单里，到时又该是什么样的表情。
私贩青盐是私，走私情报也是私，在咱们元帅府，但凡跟私字儿沾边的都是重罪，全归西宁府的缉私兵管，判个充军不过分。
其实作为元帅府最舒服的兵种，缉私兵也不容易，尽管多劳多得，但战兵叱咤风云有当将军的机会，缉私兵当个管十个人的小队长就算到头儿了。
不是不能往上走，而是不想往上走，再往上走太容易死掉了。
元帅府对走私的刑罚分为四等，分别是充军、大牢、苦役、斩首。
尽管元帅府的律法规定，走私的四等刑罚是由低到高，但有时候规定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
毕竟要管饭嘛。
西宁府不乐意让罪犯坐牢，从旱灾里出来的刘老爷对府库存粮极为抠门儿，那廒仓差半尺不满他都看得心慌，给犯人吃粮，还是断人财路的走私犯？吃屎去吧你！
军队也不乐意接受囚犯充军，河湟到格尔木这一带，本来汉蒙土番全算上，满打满算三十万人，性别、年龄、身体条件和智力，所有适合当兵的人也就才不到五万。
走私犯充军的律法，就是刘承宗当时弄出来的，后来一直忙着打仗，也没顾上改。
可大明送完火落赤送，火落赤送完卫拉特送，卫拉特送完察哈尔送，导致元帅府冗兵现象可比大宋严重多了，男女老少全算上，从河湟到格尔木，仨人里有俩都出身军事家庭。
整个元帅府，想在河湟建立健全征兵机制的人都只有刘承运一个，其他人包括刘向禹、刘承宗、杨鼎瑞、曹耀等人在内的从上到下，想的都是怎么让军队把不那么优秀的人踢出去。
还充军？
纯浪费粮食！
而那些将领和官员又都不愿意当这个恶人，因此缉私兵的队长带走私犯过堂，县官往往都会询问他们对判决的建议。
小队长能建议个啥嘛，建议充军，那也得有将爷接收啊；建议坐牢，也得县官点头啊。
所以前两项刑罚基本上都会被跳过去，需要充军的，就建议教育教育放了；需要坐牢的，实在没办法就建议判个挨板子，揍一顿放了，没法打就关几天赶紧放了。
反正打了不关，关了不打。
对缉私兵小队长来说，一来不能不办，犯人确实走私，何况查获的货物有一部分是他手下弟兄们的工钱；二来又不敢往重了办，太考验工作能力了。
就元帅府如今这个人口分布，走私的事蒙古人和西番人可干不来，他们除非不会走和走不动，青壮年都是屯牧营的兵，有自己的牧地，没有乱跑的理由，一查一个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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