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神话与传表现出了与中国神话大不相同的文化特色。在古希腊神话中，神与人类一样，也表现出爱、恨、怒、欲望、嫉妒等凡俗的情感。“潘多拉的盒子”便是一个例子：当人类被创造出来以后，英雄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观察星辰，发现矿石，掌握生产技术。作为父的宙斯竟出于对人类的嫉妒，拒绝将“火”送给人类。普罗米修斯从太阳车的火焰中取出火种赠送给人类。宙斯发现之后就将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凶狠的饿鹰啄食他的肝脏。与此同时，宙斯加紧了报复人类的步伐，他命令火神造出美丽的潘多拉——“有着一切赋的女人”，诸神赐给她柔媚、心机、美貌，让她带着盒子送给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厄庇墨透斯。厄庇墨透斯留下潘多拉，打开了那给人类带来灾难的盒子，于是从盒子里飞出了痛苦、疾病、嫉妒等等，从此人间便陷入了黑暗的深渊。对此，宙斯并不满足，他又发动洪水来灭绝人类。
西方神话中的这种种行径和中国神话的补、填海、追日、奔月、射日、治水等神话相比，真是判若壤，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宙斯不幸成为中国上古的神王，那么他早就被打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了。
中国上古神话中体现出的这种尚德精神，有一些是先神话的内在特质，而另一些则是后人为改造的。它是文明社会中文化的重塑与选择的结果。经过这种文化的重塑与选择，在古老的大神们身上还遗存的一点点“人性”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远远脱离社会、脱离人类、高高在上、虚无缥缈的理念化形象，于是他们原有的神性也随之削弱，他们成了人间崇拜的偶像，变成人间帝王们的典范。于是神话中的大神们最终演变成了人间的始祖，敬神变成了祖宗崇拜，神话变成了宗教崇拜。
正是这种尚德精神，使中国文化中处处体现出了对“德”的要求。在我们传统的“修齐治平”的人生境界中，将“修身”摆在第一位也明了这一点。只有“从头做起”，先修身然后才能齐家，再后才能治国、平下。在后漫长的文明社会里，无论臣废君取而代之，还是君贬臣、诛臣，往往都有从“德”方面找借口的。似乎只有这样，一个又一个杀机横生的“政变”或“贬诛”才显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这种文化的选择，甚至在今的社会生活中，在我们民族的思维和习惯中，依然处处可以找到它的影子。
影响编辑
神话是对中国各种文学创作较早发生影响的一种体裁。它的题材内容和各种神话人物对历代文学创作及各民族史诗的形成具有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它丰富的想象和对自然事物形象化的方法，对后世作家的艺术虚构及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都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它的口头叙事形式也成为叙事文学体裁如等的先河。不少神话直接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创作题材。其中有些着名神话，还成为人们经常援引的典故。神话的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与认识作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了解人类童年生活和心理的钥匙。它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都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神话在中国古代即受到一些先哲、史家、学者的注意。他们不仅在着述中加以记述和援引，而且还对神话提出过一些片断的见解、解释和明。但更多的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排除其虚幻想象的成分，企图从中寻找历史的根据。于是在一些古代典籍中便出现将神话历史化的倾向。现代中国学者对古代神话做过不少的整理与研究，运用了西方人类学派等的神话学观点进行探讨，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诸如茅盾的《中国神话研究abc》、闻一多的《伏羲考》等，都是这方面值得注意的着作。还有许多民族学者、民间文艺学者、文学史家撰写了不少论文和专着，推进了中国神话学的发展。袁珂的《古神话选释》、《中国古代神话》等，对中国古代神话，分别作了注释和整理。随着社会科学和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和史诗也得到了重视和研究，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
角色编辑
上古传人物
泰古二皇—皇、地皇；夸父—追日；燧人（燧人氏）—钻燧取火；女娲（女娲氏）—女娲补、女娲造人；雷公、伏羲（伏羲氏）—伏羲造八卦；祝融（祝融氏）；神农（炎帝,后稷、神农氏）—尝百草；黄帝（黄帝氏、轩辕氏、有熊氏）；嫘祖—黄帝之妻、教人养蚕；蚩尤；刑；仓颉—仓颉造字；尧；舜；禹—大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后羿射日；嫦娥—嫦娥奔月
先秦古籍神话人物
太之初一、帝、后土、姑射仙子、豨韦氏、伏羲氏、东皇太一、肩吾、颛顼、禺强、老成子、女偊、黄帝、壶子、列子、广成子、龙伯、夸娥氏、象罔、河伯、海若、至人、真人、圣人、神人、化人、思士、思女、后稷、巨迹、伊尹、空桑、夸父、疱牺氏、女蜗氏、神农氏、夏后氏、玄女、共工、颛顼、操蛇之神、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山鬼、湘君、湘夫人、老子、孔子、西王母、周穆王、彭祖、狗老（近代出土的竹简中的人物，应为以远古被驯化的狼为图腾的部族）、王乔、羽人、柏高、巫彭、巫抵、羿、姮娥、赤松、卢敖、若士、大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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