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自去敦煌审理张定煌一案的萧瑀开门已有三天了，他并没有在县衙之内办公，而是在县衙门前搭建起了一个大大的棚子，以示与县衙不同。
门楣上那写得大大的“为民申冤”四个字极为醒目，只是在这三天之内，整个刑曹驻地始终门可罗雀，始终无人问津。但是萧瑀不介意、不着急。
因为张定煌已是砧板上的鱼肉，要想拿下他简单得很，可难就难在把所有罪犯一网打尽、难就难在官府建立公信力。
对于杨集的想法和打算，萧瑀心中一清二楚，无非就是以张定煌为契机，对瓜州八大姓、敦煌六大家族下手，而方式方法就是先分化百姓和这些地方豪强的关系，使地方豪强变成无源之水，在挑起和激发两者矛盾的同时，建立杨集和官府在敦煌的信誉。
套用杨集的话来说，那就是建立官府公信力，使百姓相信官府，在遇到麻烦和困难之时，率先想到的就是到官府鸣冤，而不是忍气吞声、而不是找地方‘士绅’帮忙。
对此，萧瑀是高举双手赞成的。
以往，官员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当官，首先做的事情就是会见当地豪强，率先与各个豪强打好关系，他们觉得只有得到地方豪强的支持，才能坐到这个位子、才能做出一番政绩，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府和地方豪强共治地方的规则。
在这种规则之下，很多地方官府沦为了辅佐的豪强治理地方的地位，每当当地出现纠纷之时，只要地方豪强所做之事没有影响到自己的名声和官位，官员们便任由他们拿着自己的名头去行事，直到各大豪强出现纠纷时，才出来和稀泥。
地方豪强如果满足了，便会在某个官员离任前饯行一番、欢送一下，还要发动当地百姓相送，甭管这名官员是不是真的受到万民爱戴，但是万民伞、德政牌、脱靴礼之类的把戏必不可少。而官员也因此得到了好名声。但是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虽然他们不敢说什么，可是他们对于官员和地方豪强干的什么破事，都是心知肚明。
这么一来，官员和地方豪强现实了双赢，官员不仅得到了钱财，还得到自己想要晋升的名声、口碑；豪强们则是在这名官位任职此期间，田地变多变好了、奴隶变多了、势力也变大了。但官府的名声也因此臭名远扬，百姓从此不再相信官府、不再相信朝廷，觉得天下乌鸦一般黑，不管是换成哪个人来当官，都是官府和豪强联手盘剥他们。
萧瑀当了这么多年的刑曹，对这一切知之甚说、对这一切深恶痛绝，故而当杨集决定打破这个恶劣的规则、提出重竖官府权威、提出重建官府公信力时，他不仅赞同，还很乐意去当杨集的马前卒。
若是此事真的成了，不管瓜州以后由谁治理，但民心基础却是有了，然后杨集在甘州颁布的一切政令就能更好更快的实施。
以萧瑀对杨集的了解，恐怕这个过程很快就会被礼曹宣传署以各种方式，传遍凉州。
如果搞完瓜州，又去搞其他地方，萧瑀估计凉州上下的大小豪强还得向杨集服软，放弃一切特权、一切不法所得，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子民。
这里跟其他大小州不同，其他大小州的官员本身不仅是世家门阀、地方豪强中的一员，而且是皇帝和世家共治天下、官府和地方豪强共汉地方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算看得出世家门阀、地方豪强的危害，但身在世家门阀这个庞大的体系之中，他们面对一些事情时，只能用妥协的方式来逐渐化解。
但杨集身为皇族中的一员，相当于世家门阀这个体系之外的一员，他的出身注定了他以皇朝利益为重，他不需要遵行世家门阀圈子里的那种腐朽的潜规则，他要做的是，以强大的力量、强势的手段打破这些规则，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建立属于杨集确立的规则，也就是杨集时常所的法治、依法治国，而这，也是任何一个皇帝希望看到的结果，同时也是杨广相信杨集、支持杨集，授予杨集生杀大权的根本原因。
初来凉州之时，萧瑀原本觉得杨集要想打破陈旧腐朽的规则是无稽之谈、痴人说梦；然而这几年来，凉州在杨集这套制度下，甭管是汉人，还是普通的胡人、羌人、粟特人，尽皆成了杨集各种新制的忠实拥护者。
这样的结果不但令萧瑀目瞪口呆，也是他愿意当马前卒、越干越上劲、越干越兴奋的根本原因。
正统儒士最大的追求是什么？
不外乎一个“名”字！
名动天下、青史留名啊！
萧瑀也不例外，只要他能够辅助杨集打破持续千余年旧规则、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他百年以后，也将是一个名留史册的伟大变革家
这可是一个文人毕生最高成就呢！
容不得萧瑀这名正统儒士不动心。
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项艰巨、艰难的工程，个中有着太多的凶险、诱惑；光靠他们这点人的力量，很难将历史遗留下来的恶习扶正、很难将广大的官员拘束在正轨之上。所以他和州牧府刑曹需要更多知法而清正廉洁的官员，而不是像现在这般，靠他一个人在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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