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青书平静地说道：“愿闻其详。”
老人面上浮现出缅怀，缓缓讲述了一段往事。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个男孩出生在湘江省西部的一户殷实人家，家中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两个哥哥一个比男孩大十三岁，一个比男孩大十一岁。
在倭寇全面发动进攻后的第五个年头，也就是一九四二年，大哥被果党抓了壮丁；又过了一年，在果党的节节败退下，二哥也被抓了壮丁。
在刚开始参军的前两年，两个儿子还时常能寄家书回来。
但从第三年开始，两个儿子便一齐失去了音讯。
从那时候开始，男孩的母亲每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男孩的父亲本就是比较沉默严肃的人，从那以后话就变得更少了。
彼时的男孩才四岁，并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父母仍未放弃希望，在外四处打探两个长子的消息，日常只能由年长他五岁的姐姐带着。
战乱的年代中，一家子本就是凭着以往的积蓄勉强度日，在两个儿子都被抓了壮丁的前两年里，父母为了能让两个儿子早日回家，用尽了大部分的积蓄。
但当时果党治下官吏贪得无厌不说，往往还伴随着收钱不做事的风气，反正男孩一家只是普通人，没有官场和上层世界的关系，被黑了钱财也求告无门。
就这样持续到两个儿子都失去音讯之后，贪得无厌的官吏也没能兑现许下的承诺，让这对夫妇的儿子调离果党军队回家团聚。
到了男孩七岁那年，父母失去了希望，已经放弃打探两个长子的消息。
因为以前花钱还能在官吏口中得到零星半点的儿子所在部队的消息，比如所在的部队更换调动，或者所在部队的伤亡情况等；但是自一九四七年以后，再也打探不到任何消息。
此时这户以前在当地较为殷实的人家，沦为了每天都要为吃食发愁的境地。
男孩在七岁那年，最幸福的事变成了能吃饱饭。男孩的姐姐每天都会将自己一半的口粮分给男孩，后果就是姐姐自己日渐瘦弱。
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一年，男孩八岁，迎来了他一生中最惨痛的剧变。
一九四八年，距离倭寇投降已经过去了三年时间，但是果党治下的湘江省西部地区，却越发的民不聊生。
因为官吏治理地方无能，敛财无度，导致治下匪祸频发。
果军对当地势头越来越大的匪祸视若无睹，规模大一点的土匪甚至敢冲击县城。
在这一年的冬天，一股土匪冲进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男孩的父母在这场匪祸中为了保护姐弟两丧生，而男孩与他的姐姐，也被退去的土匪虏回了山上。
男孩的姐姐此时十三岁，身子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土匪自然是不会养这种废物的，在遭受土匪凌辱过后，便被刺死。
三个劫了姐弟两的土匪在杀死男孩姐姐之后，嫌男孩哭喊碍事，闹得几个土匪兴致全无，准备将男孩杀死，抛下山崖。
但男孩命不该绝，恰好在此时有一位义士路过男孩所在的县城，目睹了土匪烧杀抢掠过后的遍地尸骸，怒发冲冠，沿着土匪留下的痕迹杀进土匪所在的山上老巢。
义士手持夺来的一杆大刀，从土匪山寨的门口一路杀到收押俘虏的深处地牢，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杀得众多土匪吓破了胆子。
凭着一口血气不堕，硬是拼着挨了准备杀害男孩三个土匪两枪，将男孩从虎口中救下。
得到此时，义士已经筋疲力尽，全身是伤，抱着救下的男孩踉踉跄跄的走出地牢，来到山寨的悬崖边上。
三个劫持姐弟两的土匪回过神来，壮着胆子追出地牢，见义士已经走投无路，举起手中的步枪就要报方才的一箭之仇。
义士晒然一笑，挥手间大刀脱手而出，将一名土匪穿胸钉死在身后的树干上，耗尽最后一股气力后，被剩下的两名土匪击中，抱着男孩跌下山崖。
山崖下是一条河，义士将男孩紧紧护在怀中，坠崖途中，山崖上生长的树木枝干又将义士本就遍体鳞伤的身体开了几道新伤口，但好在也抵消了部分自由落体的惯性，义士只是被河水拍晕而没有死。
由于义士是背部向下落水，男孩被他抱在怀中反倒没有受什么伤。
男孩是土生土长的湘江省西部人，当地河流众多，在河水中玩耍时练就了不俗的水性，拖着义士随着汹涌的河水顺流而下。
到了水流平缓处时，用尽全身气力，咬着牙将义士从水中拖出抱到岸上。
安置好义士之后，男孩休息一会儿，将义士的伤口用清水冲洗干净，又将义士破烂的衣物洗刷干净，连同自己的衣物也撕下来用来包扎他身上几处较深的伤口。但枪伤却是男孩没办法处理的，只能听天由命。
随后男孩在义士身旁守了一天一夜，期间随便找来些野果充饥，将野果挤出汁液喂义士吃了一些，义士的呼吸也渐渐平稳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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