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如果一个人有思想准备，知道他犯某个法会受到法律的惩罚，但他就是苦大仇深非干不可，想得很清楚，
哪怕他知道报仇之后要被枪毙，他还是去干，那他就是在做一场“法定交易”嘛。
最可鄙的是那些没想清楚自己法律行为后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法律没用，结果被制裁了还哭哭啼啼的垃圾。
做生意也是，合同法如果写了某类合同没约定违约金的、你违约之后赔标的额的20%，然后你算了下发现宁可赔20%也比继续执行合同赚，那就依法违约、大大方方赔钱好了嘛。
谁会看不起这样的商人吗？不会的。这就叫“知道自己的行为要付出什么代价，而且做好思想准备去付出这个代价了”。
所以，“违法”和“灭法”是不一样的。
秦的案例，在李素的分析里，要分成两部分，前一半是“一般违国际法”，那些已经付出过代价了，就跟其他诸国也有违背天下道义、遭到国际谴责甚至被行侠仗义围攻。
后一半是“灭法”，秦是在发现自己有希望灭了国际法，灭了天下公义、国际舆论的前提下，变本加厉到毫无顾忌。
可犯可不犯的事情只要稍稍有利就犯，就像柏拉图写的有了隐身衣的人一样肆无忌惮。
灭法的代价，就是秦亡了，很清楚，天下人受不了了。
就像顾炎武说的，朝代更替有“亡国”，有“亡天下”。
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者，匹夫有责。
秦虽然不是异族统治，但从当时其打烂一切其他社会规范秩序这个角度看，也算是遭到了“亡天下”级别的反抗，所以连天下匹夫都起来了。
当然，还是那句话，没说六国如果有机会，膨胀到这一步，能不能抵挡住“灭法”的诱惑。
如果没抵挡住，六国任何一个换了秦的位置也该死。然后用其死警戒后来者，让第二个朝代知道不敢做灭法灭史亡天下的事情。
李素对秦的定性很清楚：功大于过，功抵消完过之后，对于华夏民族的塑造依然有三分之一的功劳。
如果说华夏的民族性有法、道、儒三方面的共同塑造，秦的功在抵消掉过之后，依然足以撑起“以法家塑造民族性”的那三分之一。
但道、儒那三分之二，确实跟秦没关系。
项羽加上六国人士的共同贡献，加起来算占三分之一，
汉再占最后三分之一。前面每一类的灭亡，都是提供了一部分教训。让后人有敬畏，知道什么是绝对不能干的，否则你再强也会死。
李素觉得这样的功劳三分定性，不算黑秦了。而是审慎的、让民族性明心见性的有益反思。
……
而站在刘备的立场上，李素这么一剖析，把“失德”和“灭德”的恶行区分开来，把“违法”和“灭法”的恶行也彻底说清楚。
那就不仅仅是解决了眼下这个具体决策的问题。更是可以引申开来、解决更大的帝国体制政治根基问题。
这次的决策，已经没什么好说了，不能“因为敌人狗咬狗，就去联合一些原本说了要灭掉、最后也确实不会留的敌人”，
所以要么袁曹一起打，要么就按原计划什么都不改。
绝不干“明着联合其中一方打另一方”的事儿，没必要！除非你最后真的愿意赦免你要联合的那一方。
解决了具体决策，刘备更大的兴趣，被引到了“道德和信义治理是否还能长久有效、如果有可能，该怎么做”这个宏大的命题上了。
刘备是年少时吃过苦，亲自见识过察举制彻底崩坏的。
谁让他自己就是灵帝时期、李素帮他运作暗中买官才崛起的呢，之前卖官鬻爵之下，名义上察举、实则一个有才德之士都上不去的惨状，刘备比谁都清楚。
“举茂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察举制是察品德为主的，这玩意儿的彻底崩坏，就是因为到了东汉末年，道德教化和信义体系彻底没救了。
刘备很清楚，在那个环境下，失德失信者对德和信的攻讦，用得最多的手段，其实就是韩非那套，也正是法正前些天实用主义拿来就用的那套。
把“人人都有过缺德、都有过失信”拿来说事，然后和稀泥搅混水，为失信缺德背书，用事实上的“人性彻底本恶”来开脱，把标榜守德守信说成是“五十步笑百步”。
任何一类社会准则，其中遵守程度不同的人，一旦被订上了“五十步笑百步”这个反驳理由之后，那么这套社会准则基本上就走到末路了。
缺大德的人可以用“你也缺德，有什么资格说我”来反击缺小德的人。
但是，听李素今天这番话，他似乎可以把这个问题进一步细分、说清楚，至少能让缺大德的人不能再拉着缺小德的人一起堕落。
能把人的善恶程度、社会准则评价标准分得更细，挽救回更多对道德和信义心灰意冷的人，这显然也是一个有非常重大长远影响的政治远见。
刘备觉得每次跟丞相请教都能有很多高屋建瓴的宏远收获，他决定再仔细深挖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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