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门前开完枪之后，就躲在唐豪的拳友家里，天天看着报纸，思考着，以后的生活如何去做。期间，除了这拳友的家人，再没见到任何外人。唐豪怕被人跟踪，也没过来。
直到三天后，张之江接到信，又看到了新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上海时，王洪夫妻才首次见到了外面的人。
张之江带着教务处长，教形意拳和拳击的朱国福，和留日归国传授日本刺枪劈剑的严乃康二人，由唐豪带着见到了王洪，互相介绍了一下，他就把几个人带到了他的政界朋友家里。
朱国福可是民国武术史上的名人，号称“中国拳击之父”和“中国搏击之父”。更是第一个有正规报纸报道，打败公开设坛的外国武人的中国武术家。
他先后追随过多位武术名家，先拜形意拳的马玉堂为师，后来又随张长发、李彩亭学拳，二十出头就以形意拳、潭腿、刀术和六合枪的功夫闻名乡里。随后开始了保镖生涯，往来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又得师爷李存义传授，后来又追随孙禄堂学拳。
一身好武艺，是中央国术馆的代表人物。
更厉害的是朱国福兄弟一共有四个人，都是当时武林一流技击高手，实战名家，被武林人士并称为朱氏四杰。
前文中说过，张之江自己练武术就是个外行，可有一点，他对武术的战略层面见识并不差。中央国术馆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强我宗族，壮我国魂，洗刷东亚病夫，振兴黄帝子孙。”馆训则是：“自强不息”。都是针对时弊而设。
张之江的身份和名望摆在那里，他那朋友自然热情接待，可他无暇应酬，躲到朋友家的后花园里，就安排严乃康与王洪进行实战演示。
从张之江的角度，他带上剌枪劈剑的教师，就是想从王洪这里得到一些经验，以改进拼剌刀的技术。如果能克制日本人的拼剌技术，就准备向军队中推广，得其所愿。
他已经准备好，如果王洪真如唐豪所说的，能教能用，就当场请王洪去中央国术馆任教，根据唐豪的信，他连教什么都设想好了：大刀术、拼剌术、短剑术、红樱枪四门。
严乃康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对日军的日军铳剑术、双手军刀术有很深的造诣（这两样，放在中央国术馆里称剌枪、劈剑），也为中央国术馆培养了无数拼剌刀的师资人才。
王洪跟他动手，可比跟普通士兵搏杀吃力多了，毕竟日本士兵的训练是战场军事，不会在大场地里游场交手，他们的武士道训练，只允许正面拼杀，根本不允许四处游走。
严乃康手中的木枪，收缩的有些大，很利于防守反攻和随时突剌。可王洪没有那么多空档，他就保证着这个距离，转着圈儿，寻找王洪的空档处，完全没有日本士兵那种宁死毋退的士气。
王洪每次突入，差不多将这严乃康击杀时，严乃康却又用游场的方式，大步向两侧闪开。
这闪王洪极其无奈，心道：在战场上，哪会给你那么大的平地？却也不得又一次将严乃康压缩在枪前。
在这种大场交手中，对手使出游场武艺，却是很正常的事情。
古时，军阵将领很痛恨这种游场方式，认为乱了阵式和士气，可民间武术家又沾沾自喜，说这才是技艺的表现。好与不好只能按用途来定，只要不是花里胡哨的没用技法，各说各话吧。
王洪没有好办法，只能在对峙中，突然使出了大枪中的孤雁出群，一枪把严乃康顶了个跟头，这才结束了拼剌刀的交手。
严乃康知道自己技不如人，却也起身，准备好了继续交手。
按照路上他们三人的商议，严乃康要用拼剌术把王洪的大刀、拼剌术、短剑术、红樱枪一样样的验试一翻。严乃康也有心里准备，他肯定会输给实战经验丰富的王洪，只是不想输的难看罢了。
张之江就请王洪换样兵器，继续破解严乃康的拼剌术。
王洪见张之江不知道战场与武艺对打的区别，苦笑着对张之江说：“张馆长，如果在战场上，我用大刀和短剑破拼剌术没问题，可这是大场地，对手可以躲可以跑，短兵都是近身拼命的狠招，还真没办法演示”。
严乃康一下子闹了个大红脸。
张之江有点困惑，他还真不明白区别在什么地方。
朱国福站在唐豪边上，若有所思。
很少有人知道，朱国福也擅长枪术，他练的不是拼剌刀这种战场技法，而是传统的六合枪和形意枪。经常用数丈长的毛竹装上铁砂用来练习劲力和形意枪术，每次都练到精疲力尽才歇手。中央国术馆去日本考察时，他还以不戴护具的方式，赢了日本人的劈刺挑战。从日本回国后，便根据所见所得，提出“斥花架、重实用，练为战”的理念，提出中央国术馆应该
以“形意、八卦、太极、摔跤、搏击、短兵、劈刺”为主。
朱国福看出了中日终有一战，“出于对日本侵略野心有所防范，必须有效地训练中国军队”。此时，他正要离开中央国术馆，到军队里做训练主官，准备把自己所学的一切，提炼出军队所用的一招制敌训练体系（在二十年后，他还应邀为军队编写了刺枪、劈刺这些军事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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