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齐率领清军主力撤出长沙城的第二天清晨，前一天已经在宁乡汇合了贺九仪，张岳，刘镇国等人统帅的万余大军之后，白文选率领殿前军近三万精锐径直抵达了长沙城外。
不过，因为孙可望有令在先，白文选和贺九仪等人并未抢先入驻长沙，争夺胜利果实，而是派刘镇国，张岳两人率本部人马部署到了湘阴，平江一带，沿着汨罗河布防，并派出哨马时刻监视清军动向，但是也不敢再孤军深入了。
这天傍晚，李定国才亲自率领本部主力抵达了长沙城，并在入城时受到了当地大半乡绅大族和城内百姓的热烈欢迎。
大西军斩杀酋王尼堪，击败清廷二十万大军，二度光复长沙，局势早已经逆转，之前一直不敢明目张胆支援抗清事业的那些乡绅大族，南明旧臣们，此时大半都已经抛头露面，主动出来主持大局了。
便连崇祯时期的工部尚书周堪赓，江西巡抚郭都贤，都已经跟在了李定国大军的后面，于十一月二十九号那日，携家眷入了长沙城。
这两位可是永历皇帝亲封的户部尚书，兵部尚书，但是碍于当时永历朝廷危在旦夕，抗清局势危急，两人都没有前往上任。
如今，这两个一直隐居不出的南明旧臣跟随李定国入了长沙城，已经足以说明此次衡阳大捷对于人们的震动，这也怪不得那些长沙本地的乡绅大族们敢于抛头露面了。
其实，无论是桂林大捷击杀孔有德，还是衡阳大捷击杀尼堪，其政治意义都远大于军事意义。
毕竟，歼灭的孔有德所部不过几万人，杀伤的清军主力不足两万，真满州兵也不过四五千，其余大多数是充当前锋肉盾的包衣兵，清军的野战兵团核心兵力根本就是根基未动。
要知道，为了防御郑成功，仅仅是福建一省的绿营兵兵额就超过了十万，虽然清军中将领吃空饷的问题也不轻，但还不至于像明朝廷一般，兵额十万，实额三五万的程度。
可这两次大捷对于明清双方的震动，对于抗清士气的提振，却是不可估量的！
在之后的几天里，李定国在长沙主持大局，借助周堪赓和郭都贤两人的影响力，打着永历朝廷的旗号，很快就笼络到了湖南本地的大批南明旧吏，随即便临时安排了各地的大小官吏，加强了大西军对于湘东地区的治理和控制。
当然，最终各地官吏的部署和委任，还得由孙可望这个国主和所辖的贵阳六部来主持。但大战在即，最关键还是粮草人丁的快速征集，所以只能是暂时先向这些地方的胥吏官绅让渡出部分权力，等击败清军之后，再重新洗牌。
而也正是这段时间，孙可望虽然正在常德紧锣密鼓地部署长江防线，洞庭湖攻势，同时协调贵州，云南，洞庭湖以西诸县的粮草征集，调运工作，但还是抽出时间来写了几道圣旨，然后盖上了永历皇帝的大印，派人送到了长沙去。
圣旨的内容自然是对李定国，冯双礼，马进忠三部人马的嘉奖封赏，并许诺了给三位主将在彻底击溃清军主力，收复岳阳之后，封王授爵。
当然如此，且不说冯双礼和马进忠，李定国取得如此大胜，若是不封王，那就真的是难以安抚军心了。
这就是又打又拉了，在给李定国亲手系上金腰带，将他的地位压到和刘文秀，李来亨一样的高度之前，得先画大饼，给甜头，才能让李定国本部的人到时候说不出话来，才能让其余得了好处的诸将到时候团结一心支持自己。
毕竟，你李定国的人不服气是什么意思，是看不起我南府大军，还是瞧不上我夔东大顺军，亦或者是对殿前军有怨气？不就是打了两场胜仗吗？没有冯双礼和马进忠配合，看你怎么打？
而且，目前为止功劳最大的李定国不封王，他手下的人怎么加官进爵？孙可望怎么顺势给刘文秀，李来亨，冯双礼，马进忠加官进爵，拉拢人心？
更重要的是，李定国，刘文秀封王了，孙可望才能给自己封一个名正言顺的“摄政王”，再一次压在诸将的头上？也进一步剥离永历皇帝在政治上的影响。
所谓政治，便是要搞得朋友多多的，敌人少少的，用自己手上的权力去换取别人的支持！或者又称之为：“统一战线，互利共惠”。
也正是在这样的铺垫之下，处理完手头各项杂务的孙可望，终于在十二月初一，率领一万殿前军，由常德出发，抵达了长沙。
而此时，长沙城外，天朗气清，旌旗飞舞，千军横列，万民恭迎，整齐威武，好不气派。
李定国，冯双礼，白文选，马进忠等人，早已经率领诸将在城外大排仪仗，恭候多时了，完完全全就是一副兄弟和睦，上下一心，欣欣向荣之态。
“秦王驾到！”
随着一声拉得极长的嘶喊，三军将士连连山呼海叫“恭迎秦王”，军号响起，大鼓轰鸣，颇有撼天动地之势！
孙可望骑在马上，一身红色蟒袍，身侧是数列全副武装的骑兵护卫，笑容满面，不时朝着两侧的军民点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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