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艇主要用于指挥调度和军事侦察，机动性很强，造型一般不大。杜佑说：“游艇，无女墻，舷上置桨床，左右随大小长短，四尺一床，计会进止、回军、转阵，其疾如风，虞候居之，非战船也”。
海鹘所配备的浮板是一种特殊的平衡装置，可使舰船在遇到大风浪时保持平稳，有此装置就可大大增强舰船的抗风浪性能，在气候恶劣的条件下，在江河或海上作战具有巨大的优越性。杜佑说：“头低尾高，前大后小，如鹘之状。舷下左右置浮版（板），形如鹘翅翼，以助其船，虽风涛涨天，免有倾侧。覆背上左右张生牛皮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战船也”。
古代水师（之所以不能成为海军是有原因的）除舰船外，还必须装备与之配套的兵器，否则也无法作战。按当时的技术，水师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当有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唐代的弩分为擘张弩、角弓弩、木单弩、大木单弩、竹竿弩、大竹竿弩和伏远弩七种。当时最着名的是绞车弩，《通典兵二》记载，“绞车弩，中七百步（约等于 1000米），攻城垒用之。……置弩必处其高，争山夺水，守隘塞口，破骁陷果，非弩不克”。
炮车，或称抛车，即抛石机也，与弩同为当时重型远射兵器。唐代炮车的造型比过去大，甚至有一个车用200人操作的，又称“将军炮”或“擂石车”，舰船上的炮车相对较小，威力也小了许多。
拍竿是利用杠杆原理，在船上建一大型T形活动架，将巨石系上绳索，套于横杆，一端挂石，另一端人拉绳索保持平衡。当与敌船靠近时，将巨石转到敌船上空，然后松开人拉的绳索，巨石便砸向敌船。巨石可反覆使用，操作灵活。《军资乘战船》：“拍竿者施于大舰之上……每迎战，敌船若逼，则发拍竿，当者，船舫皆碎”。
再说说唐代航海和造船技术。
唐船只已普遍采用钉接榫合法，而当时欧洲的船板联接办法还处在使用皮条绳索绑扎的阶段。唐代大型木船，船内有水密封舱壁，把船体内部分隔成许多部分。这种结构有效地保持了船的抗沉性，并成为中国木船建造的规范。这艘船的外板采用平接法，船内隔舱板及舱板枕木与左右两舷榫接，船舷由4根大木拼成，平排钉合……这种平接法与搭接法相比，具有联接处不易松动、脱落，船体光顺，减少阻力的优点，而且节省木材，减少船体自身重量。
海鹘两翼装浮板，增加稳定性，能抗风浪。
楼船则分为上下几层，下层可装铁石压舱，中层可住宿生活，上层和两舷则可分层排列作战，居高临下使用弩、炮，往往能克敌制胜，且船体高大，结构坚固，乘风下压往往能犁沉敌船，威力强大，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而当时倭国的造船技术则要落后得多，据研究，倭国当时的遣唐使船“非常脆弱，船身前后拉力小，一旦触礁，或因巨浪而颠簸，便马上会从中间断开”，且多为单层船只。遣唐使船应该是倭国当时最先进的船只，尚且如此，其批量生产的战船技术水平便可想而知了。
在冷兵器时代，战船的动力主要来自风力和人力，甚至水流的冲力，如何有效地利用这几种力，对解决战船的动力、加快航速至关重要。
对于风力的利用主要靠风帆，中国使用风帆的历史悠久，唐代不仅船帆的数量多，而且挂帆的技术也甚高，出现了多种帆形、装帆方式和驾风使帆技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自然风，通过调戗技术可以利用除强逆风外的一切自然风。高超的驾风使帆技术，不仅可以解决战船航行的动力，而且可以增强战船航行的稳定性。在没有风或无法利用风力的时候，战船的航行主要靠人力，工具有橹、棹和楫，浅水也可用篙。棹、楫和篙的使用历史悠久，操作简单。
唐代航海技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能对海岸和海中的地形地物的距离与高度进行测量，见于《海岛算经》。
天文导航技术也出现了新进展，天文定向导航技术普及而成熟，并开始由天文定向导航向天文定位导航发展，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天文定位导航技术，在实践上虽只是一种较模糊的估计方法，但对一位经验丰富的海员来说无疑是一种颇具价值而且使用便捷的导航手段。
指南针导航在宋代开始普及，但中国指南工具司南、指南车等发明应用的历史则非常悠久，汉代司南就很出名，晋代又有指南舟，虽没在唐代水师中看见相关记录，但海上有没有使用相关技术就不得而知了。
唐代对季风的认识有了提高并应用到航海实践中，“江淮船溯流而上，待东北风，谓之信风，七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鸟信，五月有麦信”。对台风的认识也有所提高，开始懂得按经验规避台风；另外对海洋潮汐的认识也提高了。
总之，唐初航海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处于当时世界前列，比日本要先进得多，据王在晋《海防纂要》记载，直到明代，日本船还是“不用铁钉和麻斤、桐油，只联铁片，以草塞罅隙，费工多，费材大，布帆悉于桅之正中，不似中国偏帕活……唯使顺风，不能使逆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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