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关虽为海内雄关，但唐兴以来，此关防于真正的军事上的职能与意义都大为削减。
若非天授年间武周代唐，皇太后恐关西躁闹而波及神都形势，另择新址再造潼关关城，随着黄河水位下切，原本的潼关旧城连基本的形胜之势都不再具备。
神都革命后，潼关的存在又有了一层新的意义，那就是朝廷与陕西道大行台的地理分界线。虽然雍王兄长潞王李守礼一度担任潼关东面的陕州刺史，但行台也并没有借此将影响力大举向潼关以东进行渗透。
倒是去年，朝廷趁着用兵河东之际，于潼关对岸的蒲州修筑了一座镇水城，用以收聚就近虢州、华州、同州等诸州人物以助河东军事。当然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用以提防陕西道势力东侵，使潼关不为东西独险。
但再好的城防计略，首先还是需要确保拥有足够的执行力，否则纵有关防也是形同虚设。
对于朝廷的这一点小心机，行台的应对方案就是放任乃至于鼓励几州士民响应朝廷征募，大量的关西人士、甚至包括原西军老卒都循此征募进入蒲州境内，起码有两三千士卒都与行台有着或深或浅的联系。
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朝廷也不能确信蒲州所征募的甲兵究竟能否对行台形成制约，再加上当时河东形势仍然严峻，已经来不及再从别州调遣兵力入驻蒲州，因此这个隔河相望的据点最终也没有正式经营起来。
当然，若河东军事有所从容之后，朝廷重拾这一构想，假以时日、深刻经营，或许真能将蒲州经营成为一个与行台军事对抗的前线重镇。但是很显然，眼下是不能借此对雍王东行的举动造成有效威胁。
所以，朝中在经过几日商讨后，还是决定通过谈判交涉来应对这一次的危机。以宰相李思训为首的十几名朝士不无仓促的驰行西来，抵达潼关，希望能将雍王以及所部西军成功劝阻于此。
李思训等人来到潼关的时候，雍王所部才刚刚进入华州境内，但潼关守军同样也是西军的一部分，守将李湛便暂且将他们接入关城安顿下来，等待雍王殿下的到来。
等到的时间对李思训等神都来客不无煎熬，但同时也是略有心安。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雍王又久掌军机，当然明白兵贵神速的道理，但如今仍是有条不紊的行军，可见雍王还没有真正做出以武力干问朝事的决定，氛围虽然紧张，但仍不失挽回的余地。
怀着这样复杂忐忑的心情，李思训等人又在潼关关城中等候了几天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的行动也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限制，甚至可以在关城周边游走观察一番，守关将士们对他们的身份仍然不失尊重。
这样的待遇，也让李思训等人感慨良多。近年以来，朝廷与行台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而行台在朝士们心中的印象也是颇为恶劣，讲起来就是骄横、跋扈等等各种负面评价。
但其实说实话，朝士们整体而言真正实际感受到行台跋扈并不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负面印象，一者在于行台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态的霸府机构，并不利于中枢权力的集中。一者就在于从关西迁移到神都的那些勋贵、世族门户们，他们都不遗余力的通过自身在关中所遭受的刻薄待遇，宣扬行台种种狂悖事迹。
特别是后者，乃是行台威胁论的主力，乃至于一度言之凿凿，认为东西必有一战。
“观此关防人事，由小度大，可知陕西道并非法外之乡，雍王殿下也并非专擅独断、孤僻绝众之人。”
李思训不无感慨的说道，或是真的有感而发，或是想要以此安慰自己。
身边众朝士们听到这话，别人还没来得及开口回应，同样有份出使的李峤则忍不住笑起来：“旧时雍王殿下在都，谁人不目为天中雅客、以与雍王殿下坐而论欢为荣？唯是出掌分陕之后，需以权威慑众，不再专务俗情，才渐渐为邪流中伤，俱非正直之论，徒博智者哂笑而已。”
李峤与雍王交情不俗，雍王当年尚未为时流所重，彼此已经是诗文之友。只是在神都革命那一段敏感时期里，因其舅父张锡的缘故与雍王有所疏远。后来张锡遭贬，李峤也受到连累，外任淮南，随着张锡再次拜相得以返回朝中。
这一次雍王东行，朝廷的意思是以和为贵，所以在选择使者方面也用了一番心思。李思训既是宗家别支长辈，又是当朝宰相，而且过往与雍王并没有什么龃龉争执，所以领衔此事，李峤也因与雍王的旧时交情而豫此行。
“方今朝情多艰，唯是和气为尚。雍王本就镇国璧臣，当此时机，更不该非情非礼的触怒疏远。憾我与雍王殿下素少接触，待殿下尊驾入关，还请李学士能尽力表达朝廷诚恳之意，弥合旧好。”
听到李峤开口，李思训又连忙对他说道。
雍王在都畿最火那几年，他还在为了躲避武周一朝对李唐宗室的迫害而藏匿在江南，等到归朝的时候，雍王早已经权重分陕，彼此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自然也就谈不上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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