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南道兴建团练，并不仅仅只是对地方治安有所改善，随着大唐国力恢复以及诸边边务稳定下来，肯定要继续加强对南疆地区的管控。诸如南诏这种不稳定的因素，自然也要加以制裁，届时山南道就会成为整个南方地区的战略重心，地区物料调集以及武力建设也就需要提前的统筹起来。
魏元忠在高宗年间本就以军事才能而受到高宗皇帝的赏识提拔，在武周时期更是出将入相。其人能在山南道的经略方面与自己保持一致，李潼对此也是颇感欣慰的，姑且不论心里恶趣如何，对于魏元忠的一些构计与理念，他还是颇为看重。
魏元忠也的确不愧数朝老臣的资历，一些小问题交代完毕后，转又言到一些比较深刻的弊病，那就是吏治问题。
“今山南道州县在事诸员，或罪身贬迁、或新稚初解，罪者忧惧惶恐，不能为地表人物见重，新人治术不精，无有良策深治地表敝情。直堂坐衙者唯竟日北望，勤于迎送，疏于务实，吏事浮躁，朝廷虽有仁政宣施，但因选用之弊而多有耽误……”
李潼听到这里，神色也变得郑重起来，并不急于插话，只是示意魏元忠继续讲下去。魏元忠既然主动开始这个话题，自然也是有着充分的准备，开始历数于山南考察的经历，通过与山南道官员们接触的具体事例来讲述如今山南道的吏治情况。
魏元忠列举了很多他所接触的州县官员，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李潼在认真倾听完之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比较棘手，还不仅仅在于官员的品德或者才能。
大唐立国以来便始终奉行重内轻外的国策，同样也体现在官员的前途及待遇等种种方面，地方上的人才以担任朝官为荣，对于就事地方则就显得兴致乏乏。大量的官员哪怕在朝担任冗官闲职，都不太愿意前往地方外州牧治一方。
这样的一种仕用策略，虽然能够维持统治结构的稳定，但也造成了人才分配的多寡不均。如魏元忠所列举山南道所出现的问题，一些偏远的州县官府缺员严重，甚至都有多年没有正印官的情况存在。
在州县任职的官员们，也谈不上尽责，这其中相当一批要么是罪官远流，要么在吏部铨选中便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评价。罪官本身就心忧前程乃至于安危，在州就事也未必就能专心政务。下选的官员则就因为素质不高，即便想勤勉做事，又往往力有未逮。
地方上人浮于事、以及官员素质不够高，再加上惯常以来的价值观的影响，使得许多官员们用心根本不在本身的职事，而是专注于钻营，希望能够调回朝中。
尽管朝廷经常会派遣御史与其他临时性的使职入州县访政考察，但这种走马观花的考察制度能够发挥出的作用着实有限。即便有一些地方官表现突出，很快又会被调回朝中，其政务才能不能得到长足的发挥。
类似的吏事积弊，李潼略有耳闻，但却并没有一个系统性的了解。毕竟他此前所治理的陕西道大行台本身就属于霸府性质的非常规机构，在官员考绩方面自有另一套标准，且诸多大事并行，官员怠政又或者勤政都能清晰的判断出来。
行台的管理经验明显不适用于中央朝廷，无论是规模体量还是实际的物力空间都不在一个标准上。所以在听完魏元忠的讲述后，他一时间也没有什么成熟的想法。
“旧事积弊年久，今又逢破立之世，尤需内外齐心、上下并力，盼社稷昌盛于我辈之世，不辱先王故哲之所托付。”
李潼又望着魏元忠正色说道：“大业新承，我也难免夙夜怀忧，幸魏公等谋国老臣不弃，敢有立志图兴之想。”
“殿下过谦了，臣归行道途所览，生民百业不失条理，畿内在事同僚忠勤有加，兴治之态昭然有见。符命得其所归，邦家得其所传，臣幸受命、臣恭受命！”
魏元忠听到这里，再次长身而起，只是垂首施礼之际，眉眼间闪过了一丝落寞与黯然，虽然很快掩饰过去，但精神较之刚才问答禀奏之际稍显低落。
李潼自将这一点变化收在眼底，心里也是不免一叹。归都执掌大权以来，他越发感觉到权力越大、越难从心所欲。各种有形的、无形的阻止，都会影响到人的决定，让人不能就事论事、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魏元忠归都伊始，便提出比较深刻的人事问题，显然其人仍然有着极为强烈的政治抱负。因为如果想处理这一系列的内外积弊，必然是需要站在一个极高的决策层才能进行讨论并整改，起码也需要宰相领衔改革。
对于魏元忠的能力与态度，李潼虽然都比较放心，但却并没有就此与魏元忠探讨下去。并不是他不重视这一问题，而是暂时不希望魏元忠进入政事堂。
作为一个历事数朝的国中宿老，魏元忠于朝野内外所聚集的人事关系可谓庞大。虽然谈不上什么结党营私，但如果真的入朝执政，也并不利于朝廷新局面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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