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多一条腿走路！
首长这话充满着无奈。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里都有过这样的情景，首长在中南海宴请归国的荣家人。荣家有几次去了海外，散布在世界各地，但却有一支留在了大陆，一直比较听华夏的话，你说公私合营要收掉我们的企业没问题，你要怎么样都没问题。荣家之所以如此，是不愿意断了华夏的这个根。
其实，所谓历史世家都有如此智慧，即在处于剧变的历史关头，并不孤注一掷，而是多方投机，虽然可能会有亏损，但只要有一方存活下来，家族就还有翻本的机会。
首长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可以说日理万机，为什么会宴请荣家？盖因荣家不仅仅是一个家庭，而是代表着一个窗口，与资本主义世界相联系的窗口，哪怕这个窗口就是香城港，可华夏官方竟然难以找到切入点，甚至，难以找到能够执中信牛耳之人。
现在，杨夏提出不需要国家的投资，他自己就可以在香城港建立公司，虽然首长等人都不知道杨夏的公司有多大，但这不是首长要关心的。首长要关心的，是杨夏是否具备独立办公司并赚到钱的能力。显然，杨夏表现出来的能力，似乎比首长的期望值还要高那么一点点。
于是，华夏的事业就多了一条腿，而这多一条腿的结果其他不说，至少可以增加很多主动性。
回到宾馆房间。杨夏都有如做梦一般。
他没想到，他竟然与首长去讨价还价了，想来自己的思想觉悟真成问题。不过。重生后自己面临最重大的困难解决了，杨夏也非常高兴。
杨夏是着急。你说重生到八五八六年，大学刚要毕业时多好，那时绝对不要工作，立即跑到特区去打工，业余随便搞个啥，都能挣到钱。挣到几十万就可以自己干了，以自己的见识难道还不如国内那些企业家。再怎么着也得混过世界五百强的董事长吧。
但是，杨夏却重生在1978，这是个好时代啊！如果杨夏是城市青年，他立即辞职去前门大街摆大碗茶了。2分钱一碗最后也是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因为城市青年天生就可以自谋职业自己经商，先小发一点，再悄悄收点古董什么的，只等机会立马一飞冲天。
可是，杨夏却重生在农村，农村青年要进城，至少得等到生产队的集体劳动结束之后，那差不多就1982年了。如果杨夏的智商之类的并没提高。杨夏也许老老实实地写点作品，挣点小钱，最多利用自己的经验考取上京等名牌大学。然后很稳重地去当一个公务员，最后再不怎么混也要混过厅级干部吧，当然，这一过程，自然也不会忘了让家人赚些钱积累一些经验。
智商的提高，让杨夏根本无法忍受再到84年或85年才出山。好在异能让自己的军事素质大大提高，再加上前世二百五似的军事知识。竟然混了个特冲部队的总教官，做下来的结果竟然还像眉像样，所以，杨夏就有些坐不住了，或许，以这样的功劳或身份去给管事的首长谈，弄一张去香城港的护照没什么问题吧。
杨夏当时给老军人说，是觉得老军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老军人没反对，自然表示杨夏说的这事儿其实不算个事儿，无论老军人也好，或是老虎也好，都能比较容易地办到。
但是，这事儿竟然提到首长层面了，而首长竟然亲自与自己商谈细节。这让杨夏嗅出了里面不同寻常的味道。
也让有如做梦一般的杨夏在醒来后，更加确定了自己要做点什么的想法。
但做点什么，也不急在这几天，真要急也急不来的。次日一早，杨夏规规矩矩去开会，听取讨论发言，同时准备自己的发言稿。
作协代表大会秘书处已经通知杨夏，共有十名作家将被要求作大会书面发言，其中杨夏以“年龄最小”的优秀势入选。
作为重生者，而且前世又是记者的杨夏，想在作协代表大会上讲点什么，那是随便一拈就有很多内容的，但是，副主席召见他后，他的心性又有所变化，如果说，过去的高调或什么，已经获得了自己想要的一切，包括这个时代谁也没有的“自由”杨夏都轻易地获得了，所以，杨夏现在特别想的就是埋下头来学习，做事。而不是这里表态，那里发言。
不过，安排好了的事也不容拒绝。那又讲点什么好呢，最后，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最后杨夏决定讲一个问题，“国民的破坏性问题”。
杨夏立论的基础是，我们只有认清且必须认清国民的这一性格特性给我们的事业所带来的危险、危害，我们才能脱胎换骨，继往开来。不知道自己过去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抱未来的，揭开疮疤是为了新生。
前世，杨夏在重生前突然对这个问题感起了兴趣，找了一些资料来读，并且还写了几篇随笔。前世，杨夏在这类主题中，到不是要去声讨项羽一把火焚烧了阿房宫，也不是要声讨李自成、张献忠之流，而是讲这种不可理喻的冲动的情绪在世俗生活中的表现，旨在提醒人们随时加强自身休养，阻止这种带有巨大破坏力量的恶劣情绪、恶劣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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