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轮到王渊，两名吏员确认其身份，又比对了宋际的相貌描述，这才给他搜身和检查考箱，宣布说：“并无夹带。”
王渊提着考箱进入考场，而作为保人的宋公子，则撤回到台阶旁边。
台阶之上，贵州提学副使席书，正大马金刀坐着镇场子。身边还站着沈师爷，以及另一个中年儒生。
“慰堂兄，刚才那孩童，便是你的亲传弟子？”中年儒生笑问。
沈复璁说道：“此子天资聪慧，以吾之微薄才学，只能勉强当他的蒙师。”
席书有些惊讶：“该是何等聪敏，才能让慰堂自谦至此耶！”
“容禀，”沈复璁拱手欠身，“此子虽非过目不忘，但三日习得《三字经》，七日习得《千字文》，二十一日掌握《小四书》，三十六日默诵《四书》，半年不到已领会《四书集注》。”
席书并不怀疑沈师爷之言，因为这种事没必要说谎。他笑道：“若真如此，待得道试之后，吾亲自为其业师亦可。”
沈复璁连忙说：“那是他的大造化！”
《四书》没那么可怕，四本书加起来才多少字啊？比背六级英语单词容易多了。
拿《大学》来举例，一篇散文而已，高中生用两天时间就能背诵。古代考生每日复习一遍，三个月下来，就能对《大学》内容形成条件反射，你便是想忘都忘不掉！
真正可怕的是《四书集注》，朱熹老先生害人不浅。
只能按照朱熹的批注去理解四书，只能按照这种理解去作八股文，把读书人的思想都给框死了。就像沈师爷喜欢看杂书，考举人的时候经常脱纲，一不小心就跟朱熹批注相悖，连续考了三次乡试都光荣落榜。
有时候朱熹突然脑抽，给出的批注很刁钻，你也得跟着他脑抽才行。
王渊学《四书集注》就更痛苦，因为他有着现代人的灵魂。他并不认同朱熹的某些思想，却必须强迫自己背下来，而且还要拿这些内容去写八股文。
如此学习方式，王渊担心自己会被搞成精神分裂。
考场在贵州宣慰司学之内，从教室、过道至院坝，到处都摆着考桌。
席书对学童们很关照，居然把桌凳都准备好了，放在过去必须自己携带。
这种情况很常见，由于某些州县太穷，桌椅都得考生自带。许多乡下来的考生，只能在城里借用或租用，实在租借不到干净桌子，连卖肉的案板都给搬进考场。
一首《竹枝词》送给明清两朝的广大考生：“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书生坐大堂。油板扛来当试案，考完衣服油光光。”
王渊选了一个檐下座位，贵州气象复杂，避免突然下雨被淋湿。
等考生点名完毕，席书也把椅子搬进来，坐在堂前亲自督考。他对吏员说：“开始发卷！”
好嘛，席提学果然气派。
以前贵州城考县试，都把题目写在木板上，让考生用自带的纸抄下来，这回连考卷都准备好了。
考场里大概有近百位学童，拿到题目的瞬间，顿时响起一片哀嚎之声。
果然要考八股，他们以前都是对对联、默写课文的。
好在席书还留有余地，考虑到贵州学童的情况，他一共出了三道题：对对联，写课文，作八股（只需破题）。
换成江南那边，谁考你对联啊，直接就是两篇完整的八股文。
第一题：对对联，上联是：一门父子三词客。
早就被用烂的上联，稍微有点文学常识，便知道讲的是苏门三父子。
王渊顺手在草稿纸上写出下联：千古文章八大家。
这属于标准答案，你也可以写其他内容，但肯定没有这个下联贴切。
好简单的题啊，可现场学童们，竟有一大半在抓耳挠腮，他们估计连苏轼是谁都不知道——即便《三字经》里就有苏轼他爹的事迹。
第二题：默写课文，考的是《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那段，完整无错默写出来就能得分。
第三题：生财有大道。（破题即可）
这种八股文属于“小题”，别说恶心人的截搭题了，它的难度连普通题都不如，平时都用来给小孩子练手玩的。
王渊略微思索，便在稿纸上写出破题内容：“善理财者，得其道而自裕焉。”
好了，全部搞定，剩下的就是抄在答题纸上。
一刻钟不到，交卷。
这估计是所有穿越者中，交卷最快的县试，而且还县试、府试二合一，考完之后直接进学做童生。
见王渊交卷，其他考生都傻了。
甚至有考生，在领到试卷之后才研墨，一边研墨一边思考答案，此刻都还没把墨给磨匀呢。
（PS:王守仁在弘治十五年就自称“阳明子”了，练气功修道时改的道号，叫他王阳明没毛病。对了，他还有个兄弟叫王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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