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当官，你不被弹劾过，你都不能说你当过官，至少当的是小官，以致于言官不屑来弹劾你！
事情的起因不复杂，那就是孟之祥截胡本应到西湖做事的一千五百名厢军给自己的养猪场平整土地、建设猪舍、修建道路，以及做避署山庄等等，就被人告了。
宋朝厢军名义上是军队，实际上做着筑城、制作兵器、修路建桥、运粮垦荒以及官员的侍卫、迎送等杂活，还经常被长官私用，或者是“租给”民间豪族大户们干活，钱由长官收，厢军薪水由国家付。
其中临安府的厢军多，事务更多，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孟之祥获得大笔的风险投资，需要人手，遂经过殿前司和步军司的其他长官同意，将原本准备租给三位大户陈氏、周氏和鲁氏的各五百厢军收了回来为已用。
即原本有一千五百名厢军平分给三位大户陈氏、周氏和鲁氏去做生意的，现在暂时没了。
三大户并无租金损失，但生意赶不上，陈氏要用厢军去清理河道，把属于国家的河道和水塘里的肥泥翻上来，放到自家的花田里，没错，陈氏为临安府供应花卉，国家庆典以及道路装饰都用到他家的花。
周氏则是用厢军去平整土地，开辟荒地，就是垦荒，整出新田地来种粮食。
鲁氏也差不多，并为修路，实际上是垦荒准备用来种茶。
听闻是孟之祥拿去的厢军，本来是民不与官斗，然而三位大户既然在临安府做了多年生意，背后有人，并不服气。
正好御吏王林来明察暗访，三大户就把孟之祥给告了。
但是呢，王林不能用挪用厢军的名义去弹劾孟之祥，这样也坏了规矩，会爆出大家都用厢军做私事的幕后交易，对谁都不好。
他了解孟之祥在余杭县（注1）大量购进土地去做猪场还有开路和建避署山庄，那么，王林就用上了“奸贪凶暴，滋拢地方”的罪名，套到孟之祥头上，上奏折弹劾。
别看他是皇帝宠臣，外有史蒿之支持，内有参政陈贵谊帮助，王林说和孟之祥“碰一碰”，绝不含糊。
他认为孟之祥仗着自己是朝廷高官，对土地强买强卖，启动工程，滋拢地方，余杭县则谄媚奉承上官，助纣为虐，也该一并治罪。
宋朝起，御吏生猛！
名将狄青被言官强力弹劾，丢了枢密使的高位，赏识他的宋仁宗不忍心下旨，说狄青是忠臣，丞相文彦博硬梆梆一句“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乎？”如此就断送了狄青的前途，也断送了宋军未来的战斗力！
狄青起于微末，当兵时脸上被刺字，因功升为枢密使，实际上是宋仁宗对崇文抑武的祖宗之法的一个修正，文臣们洞若观火，坚决抵制，之后的皇帝哪怕再欣赏武将，也不敢轻易去惹毛文臣了。
还是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父亲为宣徽使，被包拯阻住，说得口水四溅，都喷到了宋仁宗脸上，结果张父宣徽使的事黄了，回宫后张贵妃问怎么着？宋仁宗没好气地道：“你只知有宣徽使，不知道有御史包拯吗？”
光宗朝，太学生俞古借雷雪交作，天有异象来指责皇帝私生活不检点，光宗气度不如仁宗，就要把俞古抓起来，流放远方，然而，群臣不肯奉诏，硬扛着不处理，光宗无可奈何，最后，“事竟寝”，俞古没受到任何处罚，不了了之。
太祖规定了与士大夫共天下，不以言论罪大臣，历代宋皇都基本上遵守了这条规定。
皇帝都过不去台谏这关，孟之祥算什么！
……
话说回来，王林也不是小人，他知道孟之祥要和余礼部家中女郎结亲，没有横加干扰---当时孟之祥将余礼部家中女郎的“草帖”置于神前暨祖先案头上，卜吉时，若吃上弹章，则不吉矣！
待到孟之祥完成订婚后，王林才施施然上弹章，最终送到官家的御案上。
“孟小七怎么会滋拢地方了？”官家问身边的皇城使许征道。
“回官家的话，孟差遣在余杭县以家仆为名买入荒地建设养猪场，平整土地建山庄，这不是问题，主要是他调用厢军干活得罪了人！”许征对此事了如指掌，因为孟之祥在他的全面监控之下，一举一动都很清楚。
许征是个TJ，执掌皇城司，就是南宋最大的情报头子！
武德司就是皇城司的前身，办案人员就是“武德卒”，也叫武德刺事卒，也就是宋代早期的秘密警察。
早在太祖乾德三年，就已经“置武德司刺守贪廉”。
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对于靠兵变起家的皇帝来说，可谓殷鉴不远，教训极为深刻。
所以，从大宋建国初期，就把“内重外轻”作为巩固政权的基本国策，把杜绝颠覆的重点放在对朝廷文武群臣的防范上。
皇城司勾当官三人，以诸司使副、内侍都知、押班充。掌宫城管钥、木契、亲从亲事之名籍……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后行六人，勘契官二人，皇城司主要由官、吏、兵三部分组成，办事人员一般从禁军中挑选，由皇帝指派一名宦官亲自掌管，掌控朝内朝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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