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说：“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串通好？快用手机拍照，把这两个记者的脸拍下来，到时候让陈大师拿去《明报》刊出来，让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敲诈者的嘴脸！”两名记者急得脸都涨红了，大家吵成一团，后来这些人看到淑华真的拿锁头要去锁店门，只好退了出去。
伟铭拿着手机，站在门口目送着四个人走远，问：“还要不要报警？”
“报个屁，人都走了还报！”方刚没好气地说，他瞪着费大宝，问有没有这回事。费大宝说：“哪、哪有？”但看他的表情，我和方刚都立刻知道，九成是真的。伟铭和淑华站在门口把风，坐在休息区，在方刚的追问下，费大宝招供了。
这事确实是他干的，那天晚上他闲着无事，就去中环的泰王佛牌店打探消息，顺便在附近的酒吧喝酒解闷。那个叫阿may的吧妹主动来搭讪，想让他消费一瓶洋酒。费大宝久泡酒吧，当然不会吃这套，阿may也看出他是内地人，就想从他身上多赚点儿钱，使出全身的媚劲，甚至暗示他可以来点儿暧昧的节目。
看到阿may这股骚劲，费大宝忽然有了想法，他把阿may叫到酒吧角落的桌中，说了自己的想法，并开出五千港币的价格。起初阿may不同意，嫌钱少，商量之后定为八千港币，开始行事的时候先付一半，事后付另外四千。
费大宝先在报摊打听了香港两份发行量比较大、内容偏娱乐八卦的报纸，并按电话打过去，和某记者保持联系。次日傍晚，他守在泰王佛牌店对面的服装店中，看到阿赞翁从店中出来，走到路口去叫出租车，他就在后面也叫了车跟到某酒店，再进去确认了阿赞翁的房间号码。给记者打电话，让他晚上九点钟到xx酒店的xx层，有关于著名情降大师阿赞翁的色情新闻。
晚上八点多钟，他再和阿may来到酒店，先付给她四千港币，让她开始行动。计划其实还是挺顺利的，阿may敲开阿赞翁的房门后，就称你叫的服务来了，但要先给钱。阿赞翁不懂中国话，阿may就故意大吵大闹，惹得走廊好几家房客都出来看热闹，那名记者闻声而来，躲在房客的身后悄悄拍下照片。第二天晚上，费大宝到酒吧把余款给阿may送去，后来消息顺利登报。
原以为这事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搞定，但费大宝做梦也没想到，阿may居然把他送余款的经过录了音。阿may事后给费大宝打电话，说当时因为害怕有人找她麻烦，就录了音，还问费大宝，自己会不会有危险。当然她不是真的担心自己的安危，而只是想让费大宝知道她有录音而已。费大宝很生气，问你是不是想敲诈，阿may说当然不是，但她这么做也很危险，想躲一阵子，需要生活费，想让费大宝赞助些钱。
费大宝臭骂了她一通就挂断电话，没想到阿may在酒吧姐妹的怂恿下，居然来到泰王佛牌店，甘当污点证人。吴经理正在为阿赞翁“召妓”的事头疼，现在看到当事人阿may送上门来，乐得嘴都合不上，就找到某报的两名记者，于是有了刚才的那出戏。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方刚用力把茶杯墩在茶几上，把我都给吓一跳。费大宝连屁都不敢放，垂头挨训。
方刚说：“对付敲诈勒索的家伙，我最有经验，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自己擅做主张，还臭骂人家一顿？谁不狗急跳墙！这么笨的人怎么当我的小弟，以后还想当助理和牌商，门都没有，现在就给我滚回无锡去！”
费大宝刚要说什么，又被方刚开骂，他扁了扁嘴，慢慢站起来往出走。伟铭和淑华欲言又止，我于心不忍，就把费大宝拉住，对方刚说：“你也骂够了，虽然这事办砸，但他也是为了店里好，而且还自己掏腰包办事，无非就是最后一步没想周全。他是新手，还年轻，不是有那句话吗，年轻人犯了错，上帝都会原谅。”
方刚瞪着费大宝，说：“我他妈的又不是上帝！”我笑着说你是费大宝的大哥，在他眼里比上帝更重要，这边拍了拍费大宝的肩膀，掏出手机给小凡打电话，说了刚才的事，但没说费大宝设计陷害阿赞翁，只说有xx日报的记者来佛牌店，还叫了什么吧妹可能是想敲诈，让她尽快通知陈大师，看能不能摆平，不要上报。
次日下午，小凡给我回电话，说陈大师刚好有个老客户，是这家日报社的大广告主，他出面给副社长打电话，对方勉强同意压下这个稿子，但婉转地表示泰王佛牌店那边委托记者调查，还给了一万港币的调查费。最后陈大师拿出两万港币付给报社，总算是摆平了。
这事弄得很不光彩，不管陈大师心里是否高兴，但估计是看在我们之前帮他给Nangya下情降的面子上，反正他什么也没说，还是一贯的涵养。但我脸上无光，毕竟费大宝是我和方刚的助理，这也属于“教不严师之惰”。
后来，费大宝跟我说，他又去那个什么“性感之夜”酒吧寻找阿may，但都说她已经不在这里了，下落不明，很明显是躲开了。我告诉费大宝：“以后可千万不能再犯这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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