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今天，第三日考试，主要的考试内容，为试策。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而今日的试策题目，是由主考官欧阳修亲自出题。
“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
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
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知识。
这种题目，自然是难不住陆垚了，他当即写了一篇论述，从不同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日的考试，也就这么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结束了。而当最后一场考试真正结束的时候，其实对所有的学子来说，也是一个解脱的时候。
陆垚虽然了解过许多的关于古代科举考试的资料，但是，这次他可以说是身临其境，亲自参加了一次宋代的科举。不得不说，单就这次科举考试的经历来说，陆垚觉得这科举制度，至少在这个时候，还是利大于弊的。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年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佑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佑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陆垚思考了一下这次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合格的国家治理人才。虽说到了明清时期，所谓的八股取士可能在现代人的眼中开始变得有些迂腐不堪，但是至少就事论事，在陆垚所处的这个朝代，这科举考试确实是能推动社会的发展的。而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然而，陆垚也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次的科举，才更加确定，这个时间段，范仲淹还没有到登上舞台的时候，毕竟范仲淹的改革当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改革，那就是，更改科举考试的制度。
科举到了宋仁宗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发出了复兴儒学的倡导，在宋仁宗继位之后改变了之前统治者为及第进士赠诗的传统，而是改为赐予儒家经典。
这一举动正是宋仁宗时期科举考试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儒学的再次复兴，在科举考试中诗赋的地位必然要下降，那么其他方面的测试就会上升，策问就是如此上升到了最重要的考察内容之位。
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记载“己未，诏礼部贡院比进士以诗赋定去留，学者或病声律而不得骋其才，其以策论兼考之，诸科毋得离摘经注以为问目。”
由此可见在宋仁宗时期科举考试中只要策问时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认可，也就是说进士的去留基本上都要靠策问的成绩。
但是策问定去留的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了，宋仁宗不得已又恢复了旧制，但是也没能达到目的。这也是后来范仲淹要改革的原因。
对此，陆垚倒是觉得无所谓，怎么说他现在自己还没有从政，等到了自己真正要变法的时候，再去考虑这些也不迟。
说回考试本身，第三日的考试，结束时间要比前两日都要早，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结束了整个省试。不过，为了照顾到路途遥远的考生，毕竟绝大多数考生今天都是写了一万字以上的论文，体力和精力确实也消耗了不少，所以贡院当中是有规定的，考生可以选择自行离开贡院，当然，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再多呆一晚上，明日再离开，这贡院会开放到明天的中午，也就是说，最迟，明天中午再离开这里也可以。当然了，今天晚上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餐午餐都是提供的。
这对于那些跋山涉水，或者说是经济条件不好的考生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整一天，吃一顿饱饭再上路返乡。当然了，这里说的是落榜的考生，对于那些对自己这次科举考试十分有信心一定能通过的人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在这汴梁城中找一处住处住下，然后等待省试公布成绩，再到后来去参加殿试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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