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廷严格限制贡市规模，压低马价，并严禁铁器入市，严重阻碍了蒙古社会上下阶层的生产和生活，矛盾愈发尖锐，终于爆发了“庚戌之变”。
隆庆年间，俺答汗被封为顺义王之后，明朝终于迎来了长时间的和平，马市贸易也兴旺起来。
其实，马市贸易是双赢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财政状况，和平环境的出现，也使明廷的军费开支大幅度减少。
而明廷通过马市税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此外，官营马匹也是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途径。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马，每匹只用银八两余，中等马七两余，下等马六两余，而民间折价一马二十四两”。
蒙古马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便宜，堪称“物美价廉”。官府购买一匹蒙古马可赢利十几两子银，运营得当，可是一笔可观的财政收入。
但到了崇祯年间，对于关外蒙古诸部的态度时好时坏，马市贸易又起浮不定。
可能是眼见察哈尔部难以协助明军抗衡后金，崇祯又是革市赏，又是断马市，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边，双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而在当时的形势看来，虎墩兔虽然西迁，但对于后金依然有牵制作用。在宣大边外，如果和平相处，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但崇祯就心疼那点抚赏银，借着边外饥荒，竟想趁机饿死蒙古诸部，从而消除边患。
但效果不敢恭维，插部犯边，竟打到了大同，明朝军民的伤亡和损失很大。崇祯又不得不恢复了市赏，穷折腾了一回。
现在，东江军对战马的强烈需求，终于让崇祯重视起来。而离秦皇岛专用码头最近的，就是蓟镇。
在当时，蓟镇原有的马市早就停了。一是喜峰口的黑峪关，二是三屯营，都属于月市。
另外，还有开平、遵化、古北、马兰、燕河、台头等十几处不定期的马市，以及京师会同馆官市。
兵部对于皇帝要重开蓟镇马市的指示，倒是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资料。但也提到了关键的一点，那就是与谁交易。
蓟镇边外是哈喇沁等蒙古诸部，在建虏绕道入关时，可是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与他们开马市，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此，兵部也给出了办法，那就是以开马市诱插部东返，也就是让察哈尔部重回故地，并借林丹汗的手，对通虏的蒙古诸部给以打击或消灭。
崇祯看着兵部的计划，觉得未必会很快见效。沉吟半晌，他决定让太仆寺的官员前往宣大，从大同和张家口这两处最大的马市，采购战马和耕牛。
出于对战马和耕牛的迫切需求，毛文龙在奏疏中还提到，复州和盖州的耕地，将使东江镇通过屯田获得大量的粮食。而朝廷准备发放的粮饷，可以先用来购买战马和耕牛。
说白了，不用朝廷另外花钱，崇祯也不必心疼。东江镇等于是自己出钱来采购。
“还是毛文龙知道朕的难处，是真懂事儿呀！”崇祯很是感慨，对毛文龙竟生出了几分好感。
除了买马之事，就是收复复、盖两州，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操作可谓是截然相反。
袁崇焕刚在辽西上任后，为了政绩，便派祖大寿率兵“收复”了锦州和大凌河城。
然后呢，便是向崇祯要钱重修，一下子就得几十万两银子的工程费。
所谓的收复，不过是把建虏不要，且已经拆成废墟的两座城池再派兵占领。不仅没有丝毫斩获，还给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不仅仅要花钱修筑城池，还要驻兵守卫，光是往锦州和大凌河城运粮，耗费就很惊人。
再看东江军，人家收复失地可是真的打下来的，两千余人头就是明证。
关键是人家收复了那么大的地盘，不仅没要修城费，还能有效利用耕地，用屯田来节省朝廷的钱粮物资。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崇祯现在完全能够确定，袁崇焕所上奏的收复失地的大捷，就是在忽悠他、欺骗他。
管中窥豹，崇祯从此事也对什么关宁锦防线，以及堡垒推进平辽灭虏，完全失去了信任。
还什么明年就过河，过了大凌河又能怎样，继续修城，继续扩军以满足逐点驻守的战略？
依照锦州和大凌河城所耗费的钱粮，等到袁崇焕“收复”广宁，也是大明财政破产的时候。
如果朝廷拿出这巨量的钱粮，袁崇焕可能也找到了借口。没钱没粮，还怎么击败建虏，还怎么五年平辽？
想到这里，崇祯对袁崇焕的恨意又升腾而起，暗自咬牙切齿。
只不过，对于关宁军的顾虑，使得对袁崇焕的审讯和处置，不得不向后拖延。
马世龙已经接任山海关总兵，孙承宗和满桂抵达宁远，借着这三位曾在辽东任职的经历，崇祯决心削弱关宁军，特别是祖大寿驻守在锦州的那部分。
等到能够确实控制山海关和宁远的官兵后，宁远驻军便要撤至山海关，并要祖大寿放弃锦州，退守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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