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佑四年取得了一系列的辉煌胜利，不过朝廷没有大肆庆祝，一切都平平淡淡的过去了，民间倒是张灯结彩的。
大唐田赋虽定的高了一些，不过没有苛捐杂税，有农社提供铁犁、耕牛、木车，生产力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以前一户五口三劳力，全家上阵能耕种的有效土地二三十亩，已经了不得，现在有了耕牛、铁犁、木车，能耕种四十多亩，还能再养上二十亩的桑，男耕女织。
闲暇时还能做做工，卖卖山货水产。
日子也都能过的不错，因此人口也在增长当中。
随着河套、山丹、河湟畜牧业的发展，对关中地区的生娃给予实际补偿，无论男女，一胎送一羊，也可直接到当地衙门按照市价领钱。
其实大部分朝代，只要有一个安稳的内部，没有战乱以及苛政，勤劳的华夏百姓就能缔造出一个个所谓的盛世，国家也随之蒸蒸日上。
可往往就是这么简单的诉求都无法得到满足。
堕落腐化的从来不是百姓。
打通了东西商路，民间商业极为繁荣，大唐的丝、茶、瓷、佛经、木雕等物，对周边有巨大的吸引力。
仅于阗对佛经、书籍、木雕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往来的商旅皆有传言，其国制度言语衣俗与大唐一般无二，往来商旅，无论是萨曼、大食还是唐人，都喜欢从于阗过境。
喀喇汗商税太高，而且各部族时常劫掠来往商旅，也就渐渐被商人们抛弃。
这种国家越穷越凶，越凶越抢。
时常侵犯于阗境内，双方摩擦不断。
跟伊犁河谷的仁美也是争锋不断，仁美得到西州的暗中支持，喀喇汗始终无法赶走回鹘人。
小摩擦是李晔愿意见到的，若是一团和气，反而就有大问题了。
说明它们穿一条裤子。
分化才有利于掌控局势，在大唐没有整合中土之前，只能让它们维持现状。
二月过去之后，李晔颁布诏令，东西二川各州之兵，悉数接受整编，这是第一步，试试他们的反应，李晔还在长安准备清丈土地的人手。
诏令刚刚传达下去，蜀中立刻沸反盈天。
纷纷上书蜀中不同于关中，蛮民凶恶，无兵不足以震慑蛮族，雅州、戎州还颇有创意的向朝廷请求钱粮支援，一个说羌人劫掠州县，一个说东爨深入腹地，烧杀抢掠，不仅不能裁军，还要扩军，否则蛮兵就冲到成都城下了。
事实上，大唐名义上收复了东西二川，实际控制区域，在西川只有成都、黎州、嘉州、资州，在东川只有剑州、合州、渝州。
都是军事节点。
有些地方山高路远，的确鞭长莫及。
也许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花上几年，缓慢解决这些问题。
但这并不能消除李晔清理蜀中的决心，李晔要展示的是一个强势的大唐朝廷。
宪宗如果态度强硬一点，意志坚决一些，说不定就没有藩镇之乱。
第二道措辞严厉的诏书下达，“但凡拥兵顽抗者，一律视作叛乱！”
以杨师厚判东西二川诸军事，随时清剿叛乱。
要钱不要命的人很多，要权不要命的人更多。
尽管李晔发下严令，诸州依旧不为所动。
天佑五年五月，一场蔓延整个蜀中的动乱开始了。
各州暗中结盟，让李晔没想到的是，王宗黯在这个时候居然也反了。
而且被诸州推为盟主，占据梓州，积极联络周边。
他的部下兵力本来就最多，王建治蜀中，也是遵循这时代的规则，军中大小军头不断，各有部众。
王建被请回长安之后，王宗黯就成了最大的地头蛇，在李晔专注于淮西大战时，势力膨胀起来。
王宗黯有一定的军事才能，没有固守梓州等死，而是联合遂州、普州等众四万兵力，裹挟青壮号称十万大军，向成都挺进。
成都之西的蜀、彭、汉、邛、雅五州共推王宗信为盟主，驱兵三万奔向成都，也号称十万之众。
李晔没想过会一帆风顺，但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跳出来。
当然，这也坚定了他肃清蜀中的决心，这么多军头骑在百姓头上，蜀中还有宁日？大唐能收蜀中之钱粮？
蜀中不同于其他地区，如关中、河陇、三荆、宣翕、淮南等地，在唐末的大动乱中一波又一波的清洗，利益阶层被屠杀一空，连高骈这等名将都被拉下马，死无葬身之地，就更不用提什么世族大家。
而蜀中相对和平，从懿宗朝南诏攻蜀开始，他们就一直墙头草两边倒，田令孜、陈敬瑄来了，他们认田令孜为父，韦昭度引神策军来了，他们纷纷响应，攻打田令孜，王建来者不拒，全都收为义子，继续统治原地，王建不行了，屁股一挪，又成了大唐的忠臣孝子。
这些人固然没有争霸天下的野心，但却是大唐肌体上的蛀虫。
只服从自己的利益。
不是李晔看不起蜀军，而是对如今唐军战力有足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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