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史巫就是通过六十四个“六联体”画符号做为算卦工具，以取象来类比人事吉凶。这“大象”文实受时代的习惯思维影响，而阐发《周易》里的义理内涵时，也是用那八种取象来言明每一“六联体”符号。
如“大象”作者通过《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后称“卦画符号”）里取象的“天”与“山”来说“天下有山：《遁》”。作者通过“天下有山”是言明《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接着阐发出“《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儒家道德政治理论来。而不是以“天下有山”所引申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本身这是如何也联想不到一块呀？既非起兴，又非比喻。若算“天下有山”用来比喻，但也比喻不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道理来呀？总之是没有可比的内在关联。凡认为“大象”文是通过八卦取象阐发出一凡政治道理就理解错了，实乃取象只是言说每一篇里的那个“符号”而已，而每一篇名称之后的一句“君子”如何，则是通过《周易》每篇内容阐发出的政治道理。
《周易》“遁”篇的本义是为“君子”讲述隐退，即后来说的急流勇退或功成名退。若不能急流勇退否则会引火烧身的儒家仕途观。而正是“大象”文由其阐发出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的体例是由取象表明的哪个“六联体”符号，并引出《周易》里篇名，由此篇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就是“大象”作者对《遁》阐明的“君子”政治观。故“大象”文表述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若去掉前面的取象的话，看后句的内容都是很有哲理的。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已发展了《周易》里的原有政治思想内涵。
《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里韩室子看到的“易象”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解释《周易》的“象”辞呢？为何不说“周易象”呢？在《左传》一书里所记录的筮例皆是用《周易》一名。《左传》里记载史巫用《周易》筮卜要早于韩宣子见“易象”一百多年。《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后期直接引《周易》之文用于说理也是称《周易》这一名称，而用《易》代称《周易》，则最早的正是（即现有的史料中来看）《左传》里记韩宣子聘鲁出现的称法，随后《左传》里也有《易》称法。
那么这“易象”就是指释《周易》的“象辞”（即后来称《易传》里的内容之一），韩宣子见的“易象”不是指《周易》与“象传”，应是释《周易》的文章称“易象”，才会有韩宣子看到后的那种惊奇之感。那时对《周易》一书在上层应该是不陌生的，见了《周易》并不会有惊奇之感，只有见到不曾有过的解释《周易》一书义理文章才会感到新奇，才有韩宣子呼之欲出的“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这种感慨来。
这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学术文章，即《易传大象》文章无疑了。“大象”文是阐述“君德，君礼，君治”，才会使韩宣子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也正因“大象”文的出现“突破”了巫术神学观念，彰扬了人文理性，更彰显了《周易》里的义理思想，启蒙了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新认识。
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见到“易象”的时间是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昭公在位32年，即前541前510年）。这是属春秋后期，孔子这年才10岁。孔子不但不是作“易象”的作者，也不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
“易象”的产生也许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孔子到老年才喜《易》（即《周易》），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周易》一书研究透彻。既然没有研究明白，就不能去写阐述《周易》的“易传”文章了。说孔子作《易传》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那是汉人的附会而已。
《左传》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左传》成书是在战国时期，而《论语》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写《左传》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写《左传》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
《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
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
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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