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把《左传》里记录的引来看一看。
“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在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的四德释“元亨利贞无咎”无疑是理性的，也是最早的义理释解《周易》。而这《文言》释解“元亨利贞”也正是从《左传》里移来那个说法吧？只是《文言》把这四德赋予给“君子”之行为了。???
从《乾》篇的原文来看，并没有赋予“天”的象征。《乾》篇的内容只是用“龙”来比喻君子之为。文章的写法是处于形象比喻的思维方式，还没有以类象以“推”事理的方法出现。《乾》里以龙喻君子之道，这样看来，“元亨利贞”就不是象征天道的四季变化，即“育化收藏”的道理。到《文言》完全把《乾》统一到“天”的认识观上。自然也有这“训”，就“顺”到天道自然观上去了，再把“天道”引到社会人伦上来，就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理念。
《周易》原初的“元亨利贞”的意思也不过是寓说“君子”如此这样的话，其结果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就是由篇名到内容，来一个统领的概括含义。若对《乾》里的“元亨利贞”理解的正确，必须从篇名与篇里的内容结合通篇去分析认识。因为《周易》一书是作者精心编排而系统化的义理文章，既然是精心编排的内容，故篇名与题目和内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中心思想也是明确的。《乾》篇的篇名是“乾”，而“乾：元亨利贞”，就如一篇文章的立论或命题。“乾”在《周易》原创之字应是“健”。“《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虽然后以“乾”并取象“乾”为天，但阐发的含义与《周易》原创之意并不背离。是赋予“君子”的一种精神。
《乾》篇里虽有“君子自强不息”的这层意思，但《乾》篇宗旨是“君子”为政上一种策略，是偏重于君子政治作为策略与政治理念，还不同于“君子自强不息”是偏重于自身人格精神，两者表述的含义还是有区别的。
《乾》篇的内容是围绕着题目（或叫命题）而展开的论述。这“乾元亨利贞”就是《乾》篇的题目（命题），意指“君子若能如此而为（这是指《乾》篇内容所讲述的君子之道，能按此而为）就是大而亨通有利的好结果。”这里的“贞”喻意前景，或未来事物发展的结果。而《乾》里的命题立下后，就是围绕这一命题开展的论述。《周易》一书六十四篇文章都是这一写作方法。
到了《文言》确把“元亨利贞”阐发“君子四德”来，若在《乾》篇里还可以按“四德”而释之。《乾》篇通篇就是围绕“君子”如何去“为”，若换到其它篇里出现的“元亨利贞”，按四德释之恐怕就更显牵强附会了。但《文言》确实是以儒家的思想来阐发《乾》篇的内容，阐发的也很好，但不同于法家那种“君王论”的理论思想，儒家是仁德为核心的学说，所希望王政以仁德为本。《文言》对《乾》篇里的文句逐句的解释，不外是以儒家的思想而释之。有些解释的也不错。如“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但大多解释的是借题发挥，而对“用九，群龙无首，吉”就不做解释。而在另一段里虽出现了“乾元、用九：天下治也”的说法，这种解释法是与“群龙无首，吉”的原义不相符的。总之《文言》确实在《周易》的义理基础上阐发出新时代的新思想，反过来说是新时代里的新思想塞进了《周易》学术里去了。这就是所谓的文化“超越”与“突破”吧。
《大象》、《彖》、《文言》并没有背离《周易》的义理这一理论方式，不过是《易传》里这些文章发挥的远远超出《周易》本来的思想内容。但这要比史巫用“六联体”符号取象，再借《周易》里的文辞来比附人事上吉凶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哲学突破，无疑是彰显了《周易》的哲学思想，这正是时代人文思想的进步体现。这正是体现了春秋后期与战国时期的思想大开放里与百家争鸣不无关系，才有了这人文新思潮的不断涌现与进步。但从《文言》里也流露出一种新的思潮，也有点《系辞传》里的思想，即开始滑向新的神秘地带。
“《文言》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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