谦逊本是人的一种品质修养内涵，谦逊与不谦逊只是一个人的涵养问题。谦逊属于道德范畴，并不属于政治内容，即不可与政治挂钩。 “君子”表面谦逊但内心并不谦逊，也实在难以分断。《周易》作者把“君子”的谦逊与政治挂起钩来，在作者看来“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即有了一种好名声，就有了资本与资格，就可以兴师去攻城略地建立大业了。“内圣”的目的是“外王”。“君子”的道德性目的是取得名声才有了实现政治资本。“君子”的道德性目的不在于是完善自己的人格品质及修身养性，达到精神境界上的精神自由与精神享受。而道德的目的变成了政治阴谋，犹如权利不是来自于武力，而是来自于谎言的说法。总之，“君子”具有道德性的目的是“治国平天下”。
《周易》里构建的“君子”是个政治角色，“君子”的道德性之目的是通向政治舞台。故《谦》中表述的“君子”谦逊性，是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这是先儒把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的治国理念，对后儒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5、“中行”：不偏不倚的行为准则，即后儒中庸之道的先声。《周易》里的“中行”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道德准则。《周易·泰》篇：“包荒，用冯河，不遐遣，朋亡，得尚于中行”。中：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叫中。行：指行为。中行：指不偏不倚的行为。正是后儒提出的中庸含义与《周易》里的“中行”含义是一脉相承的。“得尚于中行”是指崇尚于不偏不倚的原则去行为。这是告诫“君子”为政不结私朋党，不偏不依无过不及的原则去行为，那就像渡河有了护在身上的葫芦做保障就不至于沉于河里的道理那样来比喻。显然把“道德性”看成为政治行为的维护与保障。《泰》是讲述事物由小发展到大的道理。君子“得尚于中行”，事物的发展就会由小到大的发展到好结果。“君子”遵循了“中行”的行为准则，才是“泰，小往大来吉亨”的结果。在《周易》作者看来政治结果的好与坏是以“君子”（统治者）道德行为分不开，这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的认识观。事实上，封建时代里的人治下，统治者的道德性确乎重要。
《复》中讲“中行独复”，意思是持中行正，归服正道。《复》篇是通过道路来比喻按成熟的经验办事。《复》里的“中行”就是不能偏离正道，保持不偏不倚。“中行独复”是君子行政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若“迷复”（迷途难返）就是凶的结果。“君子”行为与行政有着极大的关系。但如何“中行”，即保持不偏不倚的行为原则，在君子行政中，是很难操作的。道德性不是法律性，无法形成条文去操作。“君子”以道德治国，无非是建立在对被统治者的“小人”给于体恤与关爱。“君子”之道德的体现所面对的对象是“小人”，这本身是在一种不平等的主体之间要达成所希望的和谐。思想家提供的思想是为君子提出的“道德性”建设，则是通向与“小人”和谐的桥梁。“道德”是实现治国安邦的纽带，“君子”与“小人”本是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即不平等的主体。如何让两者（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达到和谐，即共享"天下"太平。先儒构建了“君子”之治，而后儒建立了“王”行仁政思想。这是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核心，这就不可能产生出平等主体的思想来，也不可能产生出像古希腊智者派提出的“契约论”思想。古代思想家只能针对统治者主体，反复阐述道德理念，认为只要统治者有了道德性，对百姓仁爱，"天下"就会太平。这就是中国古代哲人建构的道德政治乌托邦。只有主体者实现了平等，才能真正彰显道德的魅力，否则“道德”治国论，只能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周易·益》篇里也讲到“中行”这一原则。“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篇中出现了两次“中行”，前段的内容是：“收益是用在收成不好的年景，没有过失。体恤百姓，并居中行事，告诉诸公，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这种美德昭示于天下”。后一段的内容是：“居中行事，告诉诸公，顺从有利于效法先例，做迁徙国都的大事”。这里的“中行”行为显然是告诫君主的。《益》篇里是讲增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讲经济发展问题 ，国家的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增强了，而对“君子”来说，遵循了“中行”这一行为准则，才能办举国上下的迁都大事。
《夬》篇里也讲到“中行”。“苋陆夬夬，中行无咎”（“苋”即苋属作物，一年生草本植物）。这句话的意思是觅草生长在道路上，会被很快地除去（这是“隐喻”），应中正行事，则没有过失。
《周易》里有一篇文章，其名为“中孚”，“孚”本是《周易》里构建的另一个政治理念，即“民本”思想的实质内涵。“中孚”就是中正不偏的去爱民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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