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篇里的中心思想，是“君子”与“小人”建立和解。“君子”爱护、呵护（孚）“小人”，是实现和解的途径。当然《解》篇不是无原则的讲一团和气，而是面对“负且乘，至寇至”的这种不公的社会问题，即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的矛盾。让君子思考懂得和解的道理，如何解决贫富差距，才是执政者思考的问题。只有执政者去爱护，关心百姓，这是《周易》作者向往的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
《解》篇里的“君子唯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无疑是《周易》所建构的“君子”之治政治理念的实质内涵。君子要把“有孚”做为实施安邦治国的根本行为准则。这君子“有孚”的对象，正是面对的是“小人”，就是说在位的统治者要爱护统治下的百姓。这正是《周易》所构建的民本思想，是开儒家民本思想之先河。
14、《益》篇中所体现的“有孚”理念
《益》里说:“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这段话的意思是：“收益是用在收成不好的凶年，没有过失，有了爱，并居中行事，告诉王公诸侯，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心兆示天下）。居中行事，告诉王公诸侯，顺从有利于效法先例，做迁都利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问询，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正是有了爱，才能得到被惠爱者感戴我们的恩德（即得到民众的拥护）。”
《周易》里的《益》篇是在《损》篇之后。《损》，《益》两篇文章是讲述国家经济上减损与增益的政治道理。
《损》篇里的立论是：“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
“损”的本义是减少，丧失。此处意是减损，在经济财富上减少了，为何会是一连串好的“判词”呢？即财富经济减损了还为何是“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的这么多的好结果呢？这么多好的判词的关键语是“有孚”。即经济财富上的减损目的是建立在“有孚”上，减损的目的是为了关爱百姓。才如此出现“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的这种代表事物发展好结果的判词。可见“有孚”体现在经济上（即国家或统治者的财富上），既使财富减损，但是为了关爱体恤（有孚）百姓，是没有害处的（如同现在中央提出的惠民、扶民政策。中央的财政减少了，但为的是关心低层百姓的生活所支出）。关心惠顾百姓而减损财富无疑是执政上的正确目的，这是“民本”的实质内容。
《益》篇里所阐述的“有孚”，同理也是“本民”的实质体现。收益的目的是用在收成不好的凶年，即是防患于未然，也是爱民的体现，对百姓施爱，关心爱护其治下的“小人”，反过来就会得到治下百姓（“小人”）的拥护与报答，这就是“有孚，惠我德。”
《损》，《益》里均体现了“有孚”的原则。减少经济是为了惠民，没有害咎，增加收益的目的已然是防灾之年，也是心里想着百姓，为了百姓，这样的去对待百姓，自然会得到“惠我德”的好结果。爱民，就是得民心，得民心，就是得“天下”。“惠我德”就是受恩德而回报恩德。???
15、《萃》篇里的“有孚”思想
《萃》里说：“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萃》里又说：“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萃》篇中出现了三个“孚”字，这是强调“爱民”是立国行政的根本（即“以民为本”）。“萃”是指劳苦，类似后来所讲的举躬尽萃。《萃》篇讲述的是在位者应劳苦用心的去做事。而在位者劳苦用心的去做事的根本应是“有孚”（爱民）。如同毛*东时代大力宣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原则。不过《周易》时代不叫为人民服务，但含义相同。那是让在位者（“君子”)去爱百姓(“小人”）。若“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这是说：“关爱百姓，不能坚守始终，将起纷乱与忧虑。若发号施令，一定遭受讥笑与耻辱。”“孚”是在位者（“君子”）劳苦工作为民的根本政治目的，所以“萃在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这是说：“在位者，既要劳苦用心的去工作（勤政为民），没有过失，又不失掉爱民的本色，自始至终应把勤政爱民做为坚守的正道，就不会出现错误，也就没有悔恨发生。”这是强调在位者既要劳苦用心的去工作，又要坚守爱民为执政的根，即“勤政爱民”的执政观。“有孚”是“君子”治国安邦的政治纲领。
16、《井》篇里的“有孚”观
《井》篇是通过水井来比喻养民，惠民，爱民的治国道理。《井》篇文章最后说：“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这是说：“汲井水后，不要覆盖井盖，以爱为本，大家都能得到好处。”这用水井，汲水后不要盖井盖来比喻养民、惠民的政策是畅开的。才“元吉”。“元吉”的用词是指最好，最正确的行为结果。总之，这“元吉”是形容词，也是“判词”，是形容最正确，最上策的事情结果，才用“元吉”。这里所用“元吉”，正是体现“有孚”是“君子”治国理民的根本政治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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