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
又如：“《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闻。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
这里的《易》称，似乎又是单只《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因王夫之本身对《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个“亦筮亦理”的性质认识，所以才认为王安石和朱熹的认识是错误的。而王夫之所认“《易》以筮，而学存焉，唯《大象》则纯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又说“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所以王夫之才嘲笑“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等同算卦之列)的作法，岂知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典型。王夫之认为《易》（当是指《周易》）有占（即“算卦”）的一面，也有义理一面，是墨守于《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在王夫之感到可气的是，你王安石把《易》排除于《三经》（王安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亲自还组织撰写《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而《易》并不在《三经》之列。王安石虽把《易》排除在《三经》之外，但王安石并不像朱熹那样把《周易》完全当成同《火珠林》的那种算卦书看待。王摒弃象数解《周易》，而是专以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作有《易解》，而此书早已遗失）之外，而你朱熹却把《易》完全等同于算卦批命的《火珠林》那种卦书。而王夫之的《易》（即《周易》）认识只不过是受《易传·系辞》的影响，是“亦筮亦理”看待《周易》（即今本《周易》）。不过王夫之能认识到“《大象》则纯于学《易》之理，而不与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地。这些是王夫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
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
“《易》虽有‘余庆余殃’之说”。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
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当然面对的《周易》文本又是不相同的）的简称。
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即帝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学术或在典章书籍中，所出现《易》这一称谓，既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十翼”（即《周易》的学术文章）里的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与先秦时期里的《易》称不是同一概念。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包括了《周易》与“十翼”这两种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易经》的简称。但后封建时期里，也有一个变异的称法，即唐朝时期出现了把“十翼”内容归到《周易》的称谓里。如唐朝时期所对《昭明文选》的注释中出现的“《周易》曰”而引用的内容，既有《周易》里的内容，又有“十翼”里的内容。唐朝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已与先秦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不是个同一概念。唐朝时期把属于《周易》的学术内容的“十翼”，纳入《周易》的名称里，是混淆了《周易》与“十翼”的概念，故这种称法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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